學校管理的民主追求

一

 做校長兩年多了，我至今依然覺得我還在老師們的幫助下學做校長。這樣說并不是謙虛。我當然看過一些管理的書，也曾經向國內教育管理的專家們請教過。但是，我覺得最好的學習，還是實踐，在游泳中學會游泳。作為校長，每天向老師們學習，我覺得是最好的“校長培訓”。

    盡管如此，這不意味著我在教育管理上沒有自己的主動追求。恰恰相反，如同我把做班主任和教語文視為我實現社會理想的方式一樣，我把做校長也作為實現自己社會理想的途徑。那么，我的社會理想是什么？簡單地說，就是通過教育實踐，嘗試民主生活，體驗民主精神，實施民主啟蒙，為共和國培養公民。

九年前，我攻讀博士學位時，曾寫下題為《民主與教育》的論文，我這樣表達我對“民主”的理解――

民主，首先是一種政治制度，通俗地說，是一種管理國家的方式。作為一種政治制度（或者說政府形式），民主的核心程序是通過人民的選舉（直接選舉或間接選舉）產生領導人；同時，人民能夠通過一定的法律程序參與國家的決策。而這正是民主制度與專制制度的根本對立之處。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作為政治制度的民主，其蘊含的最根本的精神實質是對人的尊重――對人的權利（各方面參與的社會權利）和精神世界（思想、感情、個性等等）的尊重。
但是，民主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也是一種生活方式。當然，后者是前者意義上的擴展與引申。這是對民主更為深刻的理解。將民主看做一種個人的生活方式，即認為民主不只是一種形式或者說外在的東西，而是一種內在的修養。這種內在的修養體現于日常生活和與人交往的過程中：相信人性的潛能；相信每個人不分種族、膚色、性別、家庭背景、經濟水平，其天性中都蘊含著發展的無限可能性；相信日常生活與工作中，人與人之間是能夠和睦相處能夠真誠合作的。民主的生活方式，意味著自由、平等、尊重、多元、寬容、妥協、協商、和平等觀念浸透于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體現于生活的每一個細節。

需要指出的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民主和作為政治制度的民主不是割裂的，更不是對立的，而是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的。民主的政治制度需要社會土壤，這“土壤”便是民主的生活方式；同樣，民主的生活方式需要制度保障，這個保障制度便是民主的政治制度。
但在今天，我們尤其應該強調民主的生活方式之于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因為民主的政治制度與民主的生活方式之間的關系，實質上是政治體制與國民素質的關系，所謂“有幾流的人民就有幾流的政府”。沒有民主的道德基礎，所謂民主制度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因此，如何在民主生活中提高國民的民主素質，進而為民主制度的建立奠定堅實的社會道德基礎？這正是民主教育應該解決的問題。

我正是懷著對民主這樣的理解和民主理想，來到學校做校長。甚至可以說，這也是我愿意當校長的唯一原因――我愿意通過力所能及的嘗試，看一看今天的中國教育，究竟有多少實施民主管理和民主教育的空間？

二

“立大志，做小事。”這是我經常教育學生的話，我也以此告誡自己。民主，是一個宏偉的理想；但對我來說，意味著從學校做起，從班級做起，從課堂做起，從身邊的點點滴滴做起。

民主精神之于學校，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課堂的民主教學，班級的民主教育和學校的民主管理。我和我校老師們也正是在這三個方面進行探索。課堂的民主教學，主要表現為對學生學習能力的尊重與引領。通過“導學稿”和“小組合作學習”的有機結合，把教師教的過程變成學生學的過程，把學習的權利還給學生，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主人。班級的民主教育，主要表現為對學生精神世界的尊重與引領，把成長的主動權還給學生，指導學生在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中走向成熟，讓他們成長為人格高尚、個性鮮明、精神自由、行為規范的現代公民。學校的民主管理，主要表現為對教師發展動力和能力的尊重與引領，通過文化建設和制度設計，盡可能給教師自我培養的空間，讓教師成為發展的主人。

本來這三個層面都可以展開論述，但今天的重點是談學校管理，因此，對于課堂的民主教學和班級的民主教育，我暫且略去，而只談學校的民主管理。

民主治校，是我追求的一種理念和實踐。作為理念，其核心是尊重每一個人（教師、職工和學生），讓每一個人都是有一種主人翁責任感；作為實踐，其核心是通過一定的程序讓每一個人（毫無例外地是“每一個人”）參與學校的建設，推動學校的發展。民主治校的目的，是充分激發每一個人的責任感和創造力，并培養或增強每一個人（包括校長本人）的公民意識，以實現個人成長與學校發展、個人幸福與學校繁榮的和諧統一。當然，這是一種理想境界，甚至悲觀點說，這種理想境界永遠不可能抵達，但我們可以朝著這方向努力，在點點滴滴努力的過程中，我們可以一步步逼近我們的理想。

換一個角度說，民主意味著“尊重”與“遵守”：對每一個人的尊重，并彼此尊重；對經由大多數人認同的制度、規則、紀律的遵守，對公共秩序和公共規則的遵守。尊重，是對精神而言，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格尊嚴、思想自由、精神個性、參與欲望、創造能力等等。尊守，是對行為而言，大到一個社會，小到一個團隊，規則是和諧有序的保證，某些時候克服個人的欲望而服從大家都必須遵守的規則，正體現了民主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隨心所欲，為所欲為，自我中心，不但不是民主，反而會妨礙民主。其實，“遵守”也是一種“尊重”，因為遵守符合大多數人認同的制度，正是對民意的尊重。只是，這里為了突出制度的重要性，因而特別提出“遵守”。                                                                                                                              

一切由校長說了算的專制主義，當然不是民主。而一切由教師說了算的民粹主義，也未必是民主。民主，是各種思想的理解或包容，是不同利益的妥協或讓步，是眾人智慧的集中或整合。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是一種和諧。

學校管理的民主追求，在我的實踐中體現于四句話：“以人為本”、“以人為善”、“以身作則”、“以規治校”。

 三

“以人為本”，就是把人（在校長眼里，這里的“人”首先是教師）放在首位，尊重人性，滿足人的合理需要（包括精神訴求和物質欲望），維護人的尊嚴，盡可能讓每一個人看到自己的精神發展的空間與前途。“以人為本”當然不應該是口號，而應該成為行動。理念必須化為細節才有真正的生命。

在拙著《民主與教育》中，我曾說過，教育更多的是人文而不是科學。在教育實踐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關系不是人與物的關系，而是人與人的關系――準確的說，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已經融為一個整體。因此，陶行知說：“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動。”蘇霍姆林斯基說：“教育，這首先是人學！”教育是如此，教育管理也是如此。如果說，在教育中，教師和學生的關系應該是人與人的關系；那么，在教育管理中，校長和教師的關系同樣不應該是人與物的關系。所謂“目中有人”，在教師眼里，這里的“人”應該是學生；那么在校長眼里，這里的“人”首先應該是教師。我想再次重復一遍：民主的核心是尊重。愛因斯坦說：“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敬。”阿克頓說：民主的實質，就是“像尊重自己的權利一樣尊重他人的權利”。 因此，作為體現民主理念的“以人為本”也是一種尊重。

作為校長，面對的是知識分子，因此就應該盡可能按知識分子的特點管理知識分子。什么是“按知識分子的特點管理知識分子”呢？對此，我說不出太多理論，但我有一個樸素的想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以前沒有當過校長，但我長期當老師，于是盡量站在教師的角度思考問題。比如，作為老師，我自己不喜歡校長傷害我的自尊心，哪怕我做錯了，也希望校長能夠和顏悅色地和我談心，那么，我現在做了校長就盡量不要傷老師的自尊心。又如，作為老師，我不僅僅滿足于物質利益的增長，我還要看自己在工作上在學術上在事業上是否有發展空間，那么，我現在做了校長，就盡量為老師們提供或創造發展的機會或空間。由此得出結論，相比起其他勞動階層，知識分子更講面子（也就是“尊嚴”），而且在關注自己物質利益的同時還看重精神關懷。作為校長，維護老師的尊嚴，滿足老師的合理的物質精神需要，就是按知識分子的特點管理知識分子。

在維護老師尊嚴方面，我有過做得不夠好的時候。我曾經對照山東杜朗口中學崔其升校長檢查自己的差距，感到自己魄力不夠，對老師要求不嚴。于是，我曾經在大會上對遲到的老師點名批評，還有一次我讓犯了錯誤的老師在全校做檢討。從道理上講，我這些做法不能說錯了。但是，作為成年人，老師都是很看重自己的面子，能不能在嚴格要求嚴肅教育的同時，能夠充分尊重這些老師的面子呢？因此，我漸漸放棄了這種傷害老師自尊心的教育方式。現在，對于犯了錯誤的老師，我往往是請到辦公室狠狠批評，有時候還讓被批評者流淚，但我再也沒有當眾點名批評過老師們。相反，有時候當有的老師犯了比較嚴重的錯誤而我不得不在大會批評的時候，我都讓當事人回避，盡可能照顧這位老師的自尊心。我知道“鐵面無私”的合理性甚至必要性，但我總覺得，如果能夠用更人文的方式教育犯了錯誤的老師，是不是更好一些呢？也許我這樣想這樣做有點理想化了些，但我們對學生都要強調尊重，何況是對老師呢？

我總是提醒自己，一個優秀的校長一刻也不應該忘記自己也曾經是個教師。

讓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很重要，也是“以人為本”理念的體現。所謂“讓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很重要”，首要的含義是，面對學校的發展，每一個人都有同等關注和參與的權利，也就是說，哪怕是具體到一個小小的建議，無論是校長，還是老師，無論是職員還是學生，甚至學生家長，權利是平等的，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說話都是同樣有分量的。所以，我在網上論壇里長期設立“征集金點子”的主題帖，讓老師們提建議；平時在和老師們談心的時候，盡可能捕捉老師們的“金點子”。說實話，現在我也無法保證每一個老師的建議都能夠采納，但只要我覺得合理而且可以操作，我都采納了的。比如，某語文老師在網上建議，在會議室、辦公室擺放一些綠色植物，既凈化空氣，又愉悅心情，于是現在我們的辦公室和會議室都擺上了花草。又如，和一位數學老師談心時，她談到學校的會太多，能否減少一些，以減輕老師們的負擔。于是，我們將教研組長會和班主任會錯開，由過去的每周都開，到現在的間周一次。再如，某政治老師給我建議，可以把年級組的管理相對獨立，每個年級都由一位副校長直接管理，強化年級組功能。聽了呂老師的建議，校長會經過論證，改革了學校管理體制。這些老師在我們學校都是普通老師，但他們的建議卻不同程度地改進了學校的管理。對學校來說，他們很重要。

我要強調的是，當我說出“讓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很重要”這句話的時候，是有重點指向的，因為我們每說一句話都是有針對性的。所以這句話的實際意思是，作為校長，要盡可能關注那些平時容易被我們忽視的人，讓他們感到自己的重要。于是，有一年教師節前，我們通過暗中錄像，拍攝了許多普通老師和工人堅守崗位、敬業奉獻的普通場面，然后在教師節慶祝大會上播放。于是，在本學期開學典禮上，我發表的新學期致辭是《向普通而光榮的勞動者致敬》，表揚了十五名默默無聞的班主任、科任老師（包括代課老師）、圖書管理員、清潔工人、食堂師傅、門衛保安……我這樣做，決非故作姿態，而是在真誠尊重每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同時，引領全體學生的價值觀，讓他們通過身邊的人感受到，什么叫做“平凡中的偉大”。

幫助教師成長，滿足他們成功的愿望，這是最大的人文關懷。作為公辦學校，所有經費都源自教育局撥款，因此作為校長，我手里沒有可供支配的一分錢。我當然也想方設法為改善老師待遇而奔走呼告，但畢竟不是我能夠決定的，而為老師提供成長的機會，并提供展示他們成果的平臺，我卻可以做主，因為在這方面我擁有獨特的資源。于是，我先后請來國內一流的教育專家（如朱永新、魏書生、程紅兵、盧志文等老師）來我校做報告，和老師們面對面地交流。于是，我通過私人關系，讓我校班主任每個月都免費獲贈《班主任》雜志、《班主任之友》雜志，而且十多位老師老師們還在《班主任之友》上發表專欄文章。于是，我聯系出版社，為我們的老師出版專著，以我校老師為主要作者隊伍的《李鎮西團隊叢書》已經列入國家出版社出版計劃。目前，由我校郭繼紅等幾位老師合著的《給新教師的建議》已經出版，而《武侯實驗中學老師教育隨筆精選》和《武侯實驗中學老師教育故事精選》已經聯系好出版社，正在編撰過程中。這些舉措，既滿足了老師們的成功感，又或多或少讓老師們有些經濟收益。作為校長，我很欣慰。

以人為本，通俗地說，就是要關心人。對校長來說，關心老師應該是他的常規工作。我這個人比較粗心，所以在這方面做得并不好。但是我還是力所能及地向老師們表達我真誠的關心。我長期當班主任有一個好的傳統，就是每到孩子們生日那天，我都要送上祝福。沿用這個做法，我當校長也盡量在老師們生日那天送上一份祝福。為了把老師們的生日記住，我想了很多辦法：把老師們的生日放在電腦桌面，打印出來揣在身上。后來我想，這份關心不應該僅僅是我個人的，而還應該來自學生，所以上學期，我開始把老師的生日告訴學生，讓老師能夠獲得來自孩子的祝福。再后來，我又想，這份祝福還應該來自整個學校的師生，我應該把我一個人的關心變成整個學校的溫暖，所以，從本期開始，學校在每個老師的生日那天，都在校門口寫上幾句祝福，并送上生日蛋糕。另外，對老師們請病假，以前我曾比較天真地說，不鼓勵老師帶病上班，因病請假不扣錢，帶病上班要扣錢，后來證明這樣做不但不現實，也違背了有關規定。但是，從去年九月起，凡是老師請病假，只要我知道，我都要求學校其他校長親自去家里或醫院看望（有時候是我親自去看望）。對于學校有特殊情況的一些老師， 我都盡量利用晚上家訪，把真誠的關心送到老師心上。盡管目前我家訪過的老師不過三十來位，但我認為，重要的不是走訪了多少老師，而是是否真正把每一個老師放在心上。對此我遠遠還做得不夠，我經常感到歉意的是，至今還有老師的困難我并沒有幫助解決。但我會繼續盡力的。       

四

“以人為善”（本來人們通常說的是“與人為善”，因此這個詞是我的杜撰），從字面上講，就是把每一個人都視為善良的人，并與之和諧相處。具體落實到我這個校長，就是要最大程度地相信老師，以寬廣的胸襟對待每一個老師，包括對自己有意見的老師。我剛到這個學校，曾寫過一篇短文，題目是《別把教師當“刁民”》，我這樣寫道：“一個優秀的校長，一刻也不要忘記自己同時依然是一個教師。這話的意義在于提醒我，不要如魯迅所說的‘一闊臉就變’，要多站在老師的角度思考問題。多想想自己當普通教師時對校長的期待――當初自己最反感校長做什么，現在就盡量避免；當初我最喜歡怎樣的校長，現在就盡量去作那樣的校長。比如，我做普通教師時，最反感校長不信任教師，總把教師當‘刁民，現在我就告訴自己，一定要無限地相信教師，不要把教師設為’假想敵。”

將近三年過去了，我在這個學校也經歷了一些小小的風浪，可我現在依然堅守這樣的基本原則：不把老師當刁民，相信絕大多數老師都是善良的。

而事實上的確也如此。我們的老師真的經常讓我感動。做校長的，就是要去發現老師們的善良。我在網上寫過一篇短文《把你的眼睛借給我》，寫了我偶然發現的許多普通老師日常工作中點點滴滴讓我感動的細節，結尾我寫道：“上面所談到的我們老師的感人細節，只是我偶然看到和聽到的，這些知道的事只是實際發生的萬分之一！還有更多的愛的細節我還不知道。 所以，在這里，我誠懇地請求我們學校的老師們把你的眼睛借給我，幫我看看，在我們武侯實驗中學，還有哪些人值得我們尊敬，還有哪些細節應該載入我們心靈？”兩年過去了，這樣的細節在我心中積蓄的越來越多了，所以，我曾通過頒發“新教育之星特別獎”的方式，表揚過一些普通老師在細節上表現出來的善良。我曾對初三的老師說，每當我感到累的時候。我就想：“我有初三的老師累嗎？他們要晚自習，我不上；他們周末要輔導優生，我不輔導；他們當中不少老師每天早晨要擠公共汽車上班，我不用……”現在我也是這樣想的。初三有的老師或許還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但總體上講，他們都非常善良，非常盡責。實事求是地說，我對老師們的閱讀習慣和思考精神還不太滿意，或者說，老師們的專業提升還沒有達到我的要求，但從總體上說，老師們的敬業精神，老師們對孩子的愛，老師們的善良，我從來都是深信不疑，并且發自內心地佩服和欣賞。這是我對老師們最基本的認識，也是我管理學校的出發點。

并不是說，老師們和我的想法隨時都能一致，更不是說我的每一個想法都能得到老師們的普遍贊同。但是，真正的民主應該蘊含著一種寬容精神。寬容，也就是要允許別人跟自己不一樣――不一樣的思想，不一樣的個性，不一樣的生活方式，等等。人們都知道民主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即“多數法則”，但現代自由民主同時也強調“多數尊重少數”的原則。前者指的是在決策時應以多數人的意見為準，后者指的是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沒有被采納也應允許其存在。如果你自己怎么想別人就必須這樣想，你自己怎么做別人就必須這樣做，那么這樣的“民主”離專制已經不遠了。

寬容精神的核心是思想寬容。當校長一定要有一種雅量，要允許別人發牢騷，盡管我不提倡老師們發牢騷，但客觀上這種現象是無法消除的。回想我當老師的時候，不也有發牢騷，甚至埋怨校長的時候嗎？這樣一想，心里就豁然了。以前我曾經到這個學校來作報告，那時候我的身份是客人，是專家，可以說沒有任何人會對我有意見，因為除了做一場報告，我沒有在這學校做任何事情。而我當校長之后，就是具體的管理學校。只要管理，就必然會涉及人的行為甚至觸及人的利益，且不說我有時候也犯錯誤，也有做得不好的時候，就算我沒有做錯，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理解也不一樣，因此產生意見、誤解甚至怨恨，是很自然的。當校長的，一定要有寬廣的胸襟，不但要善待理解自己的老師，更要善待不理解甚至和自己唱反調的老師。

對于正確的意見，我沒有理由不接受，因為人家是在幫助我當校長。我不只一次因為不了解情況而錯批評老師，讓相關老師很委屈，我一旦意識到自己錯了，從來都是當面向這些老師道歉認錯。我不覺得這有什么丟面子的。對于一些因誤解或不了解情況而產生的不滿情緒，我的態度是，在可能的情況下，把真相公開，因為我一貫認為，消除誤解的最好辦法，是把真相置于陽光之下。我總是相信大多數老師是通情達理的，何況我自己沒有什么見不得人的勾當，沒有理由不磊落。曾經有抱怨學校干部獎金太多的短信在老師們之間傳播，我便讓有關人員把相關數據公開，而且形成任何人都可以隨時查看學校每人每月津貼收入情況的制度。至于個別人在網上發表一些不滿的帖子，如果有必要我就公開解釋，如果沒有必要，我就不理睬，泰然處之。因為我相信，這個別老師也是一時激憤所為，未必有多大惡意。如果已經構成誹謗，甚至影響到學校和區的教育形象，自會有人去追究的，也不用我氣急敗壞。我沒有必要把精力放在這些瑣事上。作為校長，應該具備這種胸襟，應該擁有一種君子風范。

對于不同意見，我到是很關注言之有理的意見，哪怕只有部分的道理。因為這些意見，正是體現了“老師教我當校長”的理念。做校長一定要善于妥協。民主精神就包含著妥協精神。當今世界，盡管還有局部戰爭，但主流是對話，是談判，是溝通――一句話，是妥協。在全球化的時代，“共識”和“雙贏”成了最流行的詞兒。“妥協”對各方來說，都是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總體利益最大就行了。大家坐下來，各自闡述自己的意見，可以旗幟鮮明地亮出自己的觀點，雙方也可以爭論，但同時還要傾聽和吸納對方的意見，最后在有所堅持的同時還得有所放棄，所謂“求同存異”。這里的“同”便是“共識”。妥協意味著在爭取自己利益的同時，還必須正視他人的利益。同樣有所堅持又有所讓步，最終大家各占一塊，即“雙贏”。可以說，沒有“妥協”就沒有“民主”。我經常給老師們講這個道理，同時我也盡量用這個道理來告誡自己。

溫家寶總理的批示下來之后，區教育局領導希望我對老師們提出“跑步前進”的要求。剛開始，我在大會上給老師們提出“跑步前進”的要求，但不少老師給我抱怨很難做到“跑步前進”，特別是每天的“五個一”很難做到。還有老師直率地對我說：“你不能用你的標準來要求我們！”我冷靜一想，覺得老師們的抱怨聲中有合理的因素，正如我們不能對學生搞“一刀切”一樣，對老師也不能搞“一刀切”，要承認差異，允許每個老師在自己基礎上有所提高，而沒有必要都整整齊齊地“跑步前進”。所以，后來我對老師們的專業成長便沒有再說“跑步前進”，包括“五個一”也只是提倡。還有課堂改革，最初也是希望能夠所有老師同時進行，但后來也有老師想不通，不愿做，我想，學校搞課堂改革并沒有錯，但有的老師由于種種原因不愿搞或搞不好，與其在逼著老師在強迫命令下弄虛作假，不如讓老師們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符合實際的課堂改革。體現“學生主體”的課堂改革精神是一致的，但展現這種理念的課堂方式允許暫時不一樣。這樣一來，也許不那么轟轟烈烈，但可能課堂改革更加實在而有效。去年，初三老師對周末補課有意見，并采用了比較過激的方式來表達這種意見。我知道后，首先想的是老師們的意見中有沒有合理的因素？可不可以采納？如何采納？最后，我和學校行政沒有批評更沒有處罰任何一個老師，而是和老師們溝通商量，最后學校行政和初三老師達成共識，并建立了新的補課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教學效果。我一直認為，這是一次體現學校管理的成功范例，它體現了彼此寬容、雙方妥協的民主精神。而之所以能夠寬容和妥協，是因為無論是學校管理者還是初三的老師們，都有一個基本共識和道德底線，那就是學校的發展，高于一切；只有學校的發展，才可能滿足和保證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

作為一個校長，我坦然地承認自己并不是一個好校長，并愿意寬容盡量妥協，永遠不以任何老師為敵（包括以后可能會對我造成傷害的老師），就是基于對老師們的兩個堅定不移的信念：第一，每一個老師都是善良的；第二，每一個善良的老師都是愿意學校發展越來越好的。

五

    “以身作則”，就是以自己的行動做出表率。這里的“則”就是準則、榜樣。我經常想，其實許多是非標準人人都清楚，但人們往往用雙重標準評價自己和別人。比如，現在人人都痛恨腐敗，但內心深處又何嘗不在惋惜自己沒有腐敗的機會？比如，人人都在痛罵專制者，但如果自己有了一官半職，又何嘗不是暴君？對老師來說，會不會在校長面前是敢怒不敢言的臣民，而在學生面前便是霸氣十足的皇帝？面對暴君秦始皇，青年項羽豪氣萬丈地說出“彼可取而代之”，這句話幾乎可以代表無數農民起義領袖的夢想，所以中國幾千年王朝更迭，就是一個皇帝取代另一個皇帝的歷史。正因為如此，美國開國元勛華盛頓拒絕第二次連任，用自己的行為展示真正的民主精神，便令世界感動，更令無數真誠追求民主理想的后來者熱淚盈眶。

由于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文化影響，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著專制的傾向。我甚至可以偏激地說，每一個中國人都有著專制的“原罪”。包括我在內。所以，我必須提醒自己：不要當了校長，便忘記了教師的本色。所以，我不只一次地提醒老師們：“如果你把對學生的要求拿來要求自己，你就非常高尚非常優秀了！”

到這學校來之前，我一天校長都沒有做過，也沒有做過一天中層干部，因此，就管理學校的經驗而言，幾乎為零。但是，我不是沒有一點信心，因為第一，我做過多年的班主任，我會把班主任工作中的一些有效做法移用在學校管理上；第二，我做過多年的老師，我會站在老師的角度思考，怎樣做比較受老師們歡迎；第三，我面對的每一個老師，都可以給我出注意，教我怎樣當校長。做班主任時，要求學生做到的，我盡可能首先做到。當老師的時候，每當學校領導提出什么要求，我幾乎是本能地在心里說，你先做給我看看！現在當我作為校長在老師和學生的面前出現的時候，我總是很謹慎甚至有些心虛地想，我的言行符合一個教育者的規范和良知嗎？

很多年前，我還是一名普通老師的時候，曾寫過一篇雜文批評有的校長：“他們把學校當成自己的私人莊園或者是自己投資開辦的企業。他們動輒以‘下崗’來威脅老師，唯獨沒有想到他自己該不該下崗；他們煞有介事地以師德要求老師們，而自己卻通過學校修建、統一制做校服等等渠道大肆腐敗；他們要求教師對學生循循善誘，可他們卻常常對老師拍桌子打板凳；他們要求教師嚴格遵守作息時間，可他們自己卻三天兩頭不在學校而無人監督；他們要求教師下班后多花些時間在備課、進修或家訪上，可他們的業余時間大多在麻將桌上度過……現在社會上對不正常的教師形象提出了許多批評，但不正常的教師形象往往是是不正常的校長形象的放大，所謂‘上粱不正下粱歪’――沒有良知的校長，必然會有缺乏良知的教師！”現在我當校長了，多次重讀這篇短文以提醒自己，千萬不要做我曾經痛斥過的那種校長！

當校長兩年多，我最深切的體會是：“最好的教育莫過于感染，最好的管理莫過于示范。”這兩句話其實說的都是一個意思：身教勝過言傳。

我要求學校中層以上行政干部做班主任，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對干部們說：“當干部就意味著多干活。老師們都看著我們，我們不能懈怠。如果我們不能作出表率，怎么能夠說服老師們敬業奉獻呢？”盡管后來因為一些客觀困難，部分中層干部沒有做班主任，但這些沒做班主任的干部都上了課的。特別讓我欣慰的是，我們學校除了分管后勤的書記，所有副校長都擔任了班主任并上課。寫到這里，我在被我的副手們感動的同時，還內疚，因為他們跟著我，付出的更多，而得到的更少。

我也擔任了一個班的班主任。實事求是地說，現在我作為校長擔任班主任，和過去作為一個普通老師當班主任，還是不太一樣，畢竟還有繁重的校務管理工作，我不可能像過去一樣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到班上去，所以也不得不找一位老師做助手，但是我做這個班主任，自認為還是很盡可能履行了職責的。只要我不外出，只要能夠協調好學校管理工作，我都盡可能多地到班上去。上課、開班會、找學生談心、處理突發事件、家訪……雖然很辛苦，但我心里很踏實，而且感到快樂。有時候我在學校管理上遇到困難感到郁悶的時候，我往往就到教室里去，因為只要我來到孩子們中間，我就感到特別開心，所有郁悶都暫時忘掉了。無論是上課，還是做班主任，讓我切身體會到老師的日常工作的艱辛，和學校一些規定的不可操作性。比如，班主任的吃飯問題，午休問題，因為有班主任的職責便比一般老師要困難得多。還有，學校文體活動和一些教學常規的沖突――有時候我要在正課以外給所有學生講點事情都很難找到統一的時間，以及政出多門造成的班主任的無所適從，都是我做一個單純的校長而無法體驗的。這些問題，我做了班主任也不一定能夠立馬解決，但至少我多了一份對老師的理解，并開始思考如何改善管理。

要求老師做到的，干部首先做到。我不敢說在這方面我們已經做得非常好了，但是我們的確是盡量這樣去做的。我希望老師們盡可能走進學生的心靈，和他們交朋友。我自己作為校長也經常把各個年級年的同學請到我辦公室聊天。我經常在早晨上班的時候，推開辦公室會看到門縫下面塞著孩子們給我談心的信件，每當這時候，我總覺得很幸福，因為我終于成了孩子們不怕的校長。我們要求老師上班不遲到，干部首先要做到。只要不出差或開會，我每天早晨總是在七點左右到學校，很多時候在六點過甚至更早就到學校了。同樣，只要是在學校而沒有工作上的特殊原因，我都是六點過或七點過離開學校。以身作則并不意味著干部在每一個方面都和老師們搞“平均主義”，實際上很多時候老師們比我做得更多更好，但是在可能的情況下，我總是希望我和我的行政干部們能夠給老師們作出表率。又比如，我要求老師們通過互聯網平臺交流教育教學，在網站發隨筆，在論壇發帖子，那么干部也應該帶頭。可以說，目前在學校網站，發帖最多的是學校的干部。比較突出的有王國繁副校長、易瓊副校長，還有年級主任鄭聰老師，都經常把自己的班級管理體會和教學得失寫成帖子發到網上去。

有了率先垂范的行為，我們就更能夠理直氣壯地引導老師們了。在校園里面，無論老師還是同學給我問好，我總會同樣熱情地回問一聲好，甚至主動向老師和同學問好。可是，我曾經在早晨的學校大門口發現，卻有少數老師面對學生的熱情問好卻沒有給同樣熱情地回禮。第二天，我在全校教職工大會上嚴肅地說：“我請這少數老師們想想，第一，禮尚往來，是不是人與人之間應有的處世準則？第二，如果你熱情洋溢地給別人打招呼，別人毫無表情，你作何感想？第三，我們這樣做，會給學生留下什么印象？第四，最讓我感到可怕的，還不是學生感到難受，其實學生一點都不難受，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因為他們覺得老師嘛，當然可以不理學生的。可怕的地方正在這里！卑尊觀念、等級觀念就這樣不知不覺地播撒進了學生的心靈之中！我希望從明天起，我們能夠也給學生一個微笑，一聲真誠的‘同學們好’。包括開車上班的老師，進校門時能夠搖下車窗，給兩邊的同學揮揮手，說聲‘同學們好’！我也希望每次離開學校的時候，能夠給門衛師傅說聲‘再見’。既是我們的素養，也是我們的教育！每一個教師的一言一行都是教育資源，都是課程！因為最好的教育，莫過于示范。”令人欣慰的是，從那以后，我們學校的每一個老師都能夠給同學們問好了。類似的例子，還有我們的升旗儀式，我剛來這個學校的時候，升旗儀式上站得最端正是學生，而不少老師則相當散漫隨便。兩年過去了，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說，在武侯實驗中學的升旗儀式上，站得最端正的隊列，是我們的老師！老師們用自己的行為給學生做了最好的示范。

    盡管對于校長們做班主任這樣的安排，目前在老師們中還存在著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有的老師就對我說：“學校管理者還是應該把所有精力用于學校的管理。”我們也在反思總結這樣做的得失，但是，“以身作則”已經成為也將繼續成為學校管理的一個民主追求。

六

     “以規治校”，這又是我杜撰的一個短語，意思是“用制度和規章治理學校”。本來我是想用“依法治校”這樣一個現成的表述，但我想，第一，依法治校的主體更多的是教育行政部門；第二，對于學校管理者來說，本身并沒有立法權，更多的是制定規章制度。所以我用“以規治校”這樣的表述可能要符合實際一些。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在管理學校的時候可以不遵守國家的有關教育法律法規。

 以規治校，是在學校的微觀層面上體現出一種與民主精神息息相通的法治精神。因為講民主必然講法治，沒有法治的民主必然是假民主。就國家而言，法治精神體現于憲法至上的觀念、遵守法律的觀念、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觀念、依法監督行政權力機關的觀念、依法維護自己權利的觀念，等等。如果公民沒有這些觀念，民主的建立是不可能的――而這些觀念恰恰正是民主的觀念。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民主精神與法治精神息息相通。法治的基本原則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也應該是法治精神的核心所在。“法律至上”意味著不允許存在超然于法律之上的、專斷的權力，意味著任何人不會因除違反法律外的行為受到法律的懲罰。是否遵循“法治至上”的原則，是受法律約束的政府與專橫政府的界限所在。在實行法治的地方，政府必須依法行政，不能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從這個意義上說，法治首先是對政府的約束；而公民自覺地依法監督行政者正是體現了真正的法治精神。

將上面的理解移用于學校管理，就意味著學校要通過老師們的參與制定出一整套規范和制度，以形成大家都必須遵守的公共規則。校長管理學校，必須依據這些規則，校長本人也受制于這些規則；同時，面對這些規則，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20多年前，鄧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國家的制度我們無法去參與建立，但在一個學校，校長完全可以帶領學校的每一個人參與制度的安排和建設。我并不認為我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但好的制度可以抑制我靈魂深處的惡，讓我隨心所欲變成不可能。同時，好的制度也讓我這個校長輕松了不少，因為制度和規則凝聚的是大多數老師的智慧。我始終相信，一百多老師的大腦絕對勝過我一個人的大腦。通過一定的程序，制定出絕大多數都認可的規則，然后人人遵守，這是現代管理的有效形式。這里的規則，實際上就是科學的規章制度。但是第一，這里的規則，應該讓被管理者參與制定，這體現了對人權利的尊重；第二，好的制度應該是讓優秀的教師感覺不到制度的存在，而不自覺的教師處處感到規則的約束。

我來做校長之前，學校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管理規章制度，我有一個基本想法，就是盡量不增加新的規定（注意，是“盡量不增加”而非“絕對不增加”），而是盡量讓這些已經有的規定落到實處。如果說我對這個學校的民主管理做了一些有意義的事，那就是我在制度的安排上有所創新，具體說，就是創建了校務委員會、教代會、學術委員會三個機構互相協調又互相制約的民主制度格局。

所謂“校務委員會”，其成員包括學校所有的行政干部。在一些學校，這就是學校所有決策的最高也是唯一的機構。而在這個機構中，往往又是校長一言九鼎，最后是校長說了算。在我做校長后，我盡量避免獨斷專行，獨自決策，而是充分尊重黨支部書記，尊重其他行政干部，尊重老師們。當然，這三個尊重不能寄希望于我的品德或者說“自覺性”，而是受制于另外兩個機構：教代會和學術委員會。換句話說，我這三個尊重，是制度的規定，而非道德的驅使。是“必須”而非“自覺”。不光是我，整個校務委員會都只是我們學校權力格局中的一部分。

所謂“教代會”，當然是指每個學校都成立了教工代表大會。但是，我可以非常自豪而無愧地說，在我們學校，教代會絕不是一種擺設，而是能夠發揮實質作用的權力機構。我剛來不久，便列席了一次教代會，發現不少代表沒有來開會。會后我找到其中一位代表，問他為什么不來開會。他回答：“教代會純粹是一種形式，走過場而已。”我當即嚴肅地對他說：“事實會告訴你，我當校長期間的教代會究竟是不是搞形式走過場！”當時，我心里真的很悲哀，同時也很悲壯，我想：如果我們學校的教代會果真成為一種擺設，這將是我這個校長的恥辱！兩年多里，我們的教代會顯示了自己的硬度，認真通過或否決了校務委員會提出的一些方案。說實話，我個人并不滿意每一次教代會的結果，但我滿意這種權力方式和制約機制。

所謂“學術委員會”，就是指我們學校的“本土專家”所組成的學術評定機構。這個機構負責我們學校所有教職工有關評優選先、職稱晉升等的事宜，是我們學校學術評定的最高權力機構。對此，我想多說幾句，談談我的想法和我們的具體做法。

就制度而言，民主決策需要投票，但民主遠遠不僅僅是投票那么簡單。有時候，簡單地投票的結果往往不那么公正。在某些國家，總統由全民投票產生。在我們國家，國家主席由全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投票選舉產生。這是應該的。但是，諾貝爾獎從來就不會由“全民公決”產生。試想，如果如果由全世界人民投票決定諾貝爾獎的獲得者，那將是多么滑稽可笑的事！因為決定諾貝爾獎獲得者的人，必須具有相當高的專業素養。我想到每當學校要評選先進或晉升職稱的時候，按傳統的做法，要么是校長或學校領導班子說了算（在這之前還是要征求有關方面的意見），要么由全校教職工投票決定（投票之前由當事人述職）。前者當然是專制，后者則未必是民主――因為專業的隔閡，以及其他微妙的因素，選舉往往并不是選學術水平和專業能力，而成了選人緣。因此我主張，學校的一切學術評定，既不能由校長們說了算，也不能由全體教師的選票說了算，而應該由學校學術委員會說了算。學術委員會具有學術評定的最高權威，學術委員會作出的學術評定，即使是校長也應該尊重。

因此在我的建議下，我校成立了學術委員會。具體做法是，由全體教師推薦（而不是選舉）學術委員會成員。每個教研組每個部門只能推薦一名。學術委員會成員資格：人品端正，為人善良正直，教育藝術精湛，教學能力一流，學術水平上乘，并有突出的教育科研成果（教學質量、論文著作，賽課獲獎等等），在一定范圍內有學術影響。經過網上推薦和教研組開會討論醞釀，最后確定了15位同志組成學術委員會。委員會主任由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師擔任。我雖然也是學術委員會委員，但我只擁有和其他委員平等的一票。學術委員會產生后，著手制定相應的章程，以規范學術委員會的工作，并在制度上防止可能出現的學術腐敗，接受全體教師的監督。比如，每次學術評定，都必須在老師中進行客觀的調研，對被評定對象進行全面的了解和考察，然后以協商或無記名投票的方式產生學術評定結果。學術委員會成立后，已經進行過兩次有關中級職稱和高級職稱的評定，還制定了有關考核方案。這些工作均受到絕大多數老師們的認可。

三個機構互相協調，但又互相制約。校務委員會凡是遇到重大決策，都提交教代會討論并表決，其結果得到尊重。學校所有學術評定，均由學術委員會獨立完成，但事后都要向全校教職工做工作匯報。就行政管理而言，校務委員會是學校決策定最高機構，但這些決策都要尊重教代會和學術委員會的研究表決結果。

在我們學校，還有一個制度安排，那就是凡是遇到和每一個教職工利益密切相關的決策，均要讓所有老師參與討論，并通過投票表達民意（俗稱“全民公決”）。比如，幾次津貼方案都是經過了“全民公決”的，有時通過，有時沒有通過，不管通過與否，老師們都用投票參與了學校決策。不止一次，學校班子的提案被教代會或全民公決否定，而在我看來，被否定的決議中有的是符合老師們的利益的，但由于種種原因大多數老師還是否決了。雖然我很遺憾，但我認為，校長失敗了，但民主勝利了。盡管老師們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否定的是他們自己的利益，但我把這理解為老師們為民主付出的代價。

作為校長，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基本上“放棄”了自己的權力。當然，準確地說，其實不是“放棄”，而是“分解”――通過制度把這些權力分解到了不同的部門和機構，并通過一定的程序分解到了每一個教職工的手里，讓全校教職工和我一起管理學校，并作出決策。

七

    兩年多來，我在學校管理上進行了艱苦而富有意義的民主探索。不能說這些探索沒有效果――應該說，兩年多來，武侯實驗中學的變化是顯著的，已經初步形成品牌，包括社會關注的教學質量，也在逐步提升，但坦率地說，效果遠遠沒有達到我期望的程度。

這里面有我自身的先天不足，這里的先天不足當然包括了缺乏行政管理經驗，但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還是如何將理論與實踐有機融合，我感到自己多少還有些書生氣，以及由書生氣帶來的理想主義和浪漫色彩。當然，教育本身就是為明天而工作，甚至就是理想的同義語，沒有絲毫的浪漫絕不是真正的教育。問題是，如何在保持理想的同時，又能深刻地認識現實，進而穩健地推進教育改革？這就不僅僅需要理想，而同時還需要智慧。我恰恰智慧不足。

自我反思，我感到自己對改造“土壤”的艱巨性估計不足，有急躁情緒。這里的“土壤”指的是民主得以存在并運行的群眾基礎和人際環境。離開了對民主有正確認識的民眾，民主制度不可能生根開花。前面我說過了，我們學校的老師無論敬業精神還是專業素養都很讓我敬佩，但他們和我一樣，同樣生活在千年封建專制文化的陰影當中，骨子里存在著專制的基因，很難在行動體現出尊重、平等、寬容、妥協等真正的民主精神。在學校管理中，不止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抽象地對制度投票，大家都贊成，當制度的具體條款落實到某一個具體的人身上時候，他會埋怨不公平，而且埋怨的矛頭不是指向制度本身，而是習慣性地指向校長。有一年學校根據教代會通過期末質量獎發放方案分配獎金，結果對拿到金獎候不滿意的老師，卻來找我這個校長申訴。還有教職工不善于妥協，凡事只考慮自己的利益，而不考慮對方的利益，寧愿魚死網破也不愿雙贏。還有人習慣于以自己為尺度衡量學校的一切，凡是不符合自己尺度的統統是“不民主”……我經常想，如果我們（當然首先包括我本人）不提升自己的民主素養，養成民主的生活方式，再好的制度也沒用。我曾經在學校大會上說過，如果按傳統的觀念，我們學校需要一位“強勢校長”或者說“鐵腕人物”。但我不是這樣的人物。我就希望通過良好機制的建立，讓每一個人的智慧都發揮出來，通過一定的制度和程序參與學校管理。但這樣做的條件，是學校存在相對成熟的民主土壤。對此，我略顯急躁，甚至有些冒進。人的素質與體制的關系是雞與蛋的關系，很難孤立地說誰先誰后。“好的制度能夠使壞人無法作惡”這是真理，因為“總統是靠不住的”；“有幾流的人民就有幾流的政府”也是真理，因為“人是萬物之靈長”。作為一個基層的校長，我需要的是更加沉著淡定，在繼續依靠老師們推進學校民主管理進程的同時，點點滴滴的為改造人的素質――首先是自身的素質――盡點力。

我的理想化書生氣的另一個表現，就是有時候我在老師們面前模糊了自己的公共角色。我是一個學者，對教育、對社會、對國家的改革都有自己的思考，我有發表自己觀點的權利。同時我又是一個校長，某種意義上說，我是代表教育行政部門管理學校，因此我的話語一旦傳播出去，就不僅僅是我的聲音，而是行政的聲音。但我常常以校長的身份發表個人看法，造成一些誤會。比如，有時候我坦誠地向老師訴說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坦誠，可是因為我的身份是校長，因此我的一番肺腑之言就有可能給老師以誤導：“李校長都怎么怎么說……”又如，有時我在評論某種教育消極現象的時候，情緒激昂，酣暢淋漓，但相關老師卻感到壓力，因為此刻，我的身份并不是學者，而是校長；老師不會認為我是在談論可以爭鳴的學術觀點，而是校長在批評人――特定的場合，特定的時間，特定的氛圍，客觀上讓我和老師處于話語權不平等的地位。我應該隨時意識到自己的角色，盡可能把握好自己不同的公共角色。單純的學者，只考慮“怎樣做最好”；而單純的校長，只考慮“怎樣做才可行”。作為學者，總是對民主管理充滿激情，甚至寄予理想化的期待；而作為校長，應該對民主管理的現實條件和可行性保持清醒的認識，不能過于浪漫而放棄自己應有行政責任。我有時候混淆二者的界限，對于學校管理來說，不是一件好事。

我這樣說，當然不是說，我將停止自己的民主追求，實際上，由我啟動的學校民主管理進程已經很難逆轉；但是，在今后我將更加穩妥實施民主管理。這里的“穩妥”，主要是指在推出新的改革舉措之前，我將盡可能讓自己和老師們的想法達成共識，而不是我自己以“啟蒙者”的姿態，把改革強加給學校。就目前而言，我思考最多的問題，除了老師待遇的提高之外，就是教育改革的深入。我知道，目前我們學校的老師成長進入了一個“瓶頸”，由我任校長帶來的興奮和溫總理批示所激發的欣喜漸漸趨于平靜，老師們的精神面貌普遍進入了一種心理學上所說的“高原狀態”，不同程度的存在著職業倦怠。與此相伴的，是學生的學習倦怠。這兩個“倦怠”其實都是同一原因，那就是成功感的缺失。我們學校的區位環境，決定了我們的大多數服務對象是當地的老百姓，這些失地農民和外來務工人員的孩子，不可能和城里孩子一樣的文明程度和文化素質。可是，一樣的課程，一樣的教材，一樣的考試，一樣的評價……大多數學生很難有成功感，大多數老師也很難有成功感，每天所做的似乎都是無用功，而且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焉能不倦怠？因此，我就在思考，我們既然是“實驗”中學，既然是平民教育，為什么不可以在課程設置上進行一些改革？也就是說，我們能不能面對我們的學生實際開設一些對他們既有用又有趣的課程呢？由課程改革帶動課堂教學改革，進而帶動評價改革，讓每一個孩子學有所用，學有所樂，老師們也從中感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和工作的成就。當然，這只是我的想法。目前我正在找一些老師探討可行性，下一步還要進行一些調研，我打算把這個問題交給老師們決定，讓大家都來思考策劃，把我個人的想法變成大家的愿望。另外，關于所有校長都當班主任，在老師中也存在不同的意見，究竟這樣做對學校發展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還有，學校安排工作如何既服從學校大局，又兼顧個人的愿望？對老師的考評，如何既科學量化，又切實可行？等等問題，我都打算交給老師們論證，讓老師們的智慧決定學校的發展。

也許在一些人看來，“民主”不過是空中樓閣，可望而不可及；甚至還有人認為，民主不合中國的現有國情，因為中國人現有素質不配享受民主。但我信奉陶行知的話：“民主的時代已經來到。民主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我們對于民主的生活還不習慣。但春天已來，我們必須脫去棉衣，穿上春裝。我們必須在民主的新生活中學習民主。”鄧小平同志也曾經說過：“沒有民主便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兩年多來，我正是懷著民主理想，引領著老師們“在民主的新生活中學習民主”。我們的民主管理探索盡管還不成熟，但我和我的同事們已經用行動初步證明：中國人是完全可以學習民主、實踐民主和享受民主的。本文結束之際，我愿意重復一遍前面說過的話，從某種意義上說，教育只是我實現社會理想的途徑。我的理想就是，為未來更加民主的中國奉獻更多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