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性的校長 詩性的管理

記 者：謝謝您接受我的采訪。近幾年在媒體中，“柳袁照”的名字經常是與“詩”聯系在一起的，稱您為“詩人校長”或“校長詩人”的不少，但我更愿意將“詩人”換成“詩性”，因為這里的“詩”好像不單是一個文體的概念，而是彌漫在您做人做事中的一種品性、一種情懷、一種底色、一種格調和氣質。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自己的？

柳袁照：您說得對。我不是想做一個詩人，“詩人”的頭銜對我并不重要，我寫詩是想讓自己多一點“詩人的氣息”，讓我們的師生盡可能“詩意地棲息”。沒來蘇州十中（以下簡稱十中）做校長前，我幾乎沒有認真寫過詩，當然現在，寫詩已成為我工作與生活的一種方式，我喜歡詩意地表達。

記 者：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與詩結緣、對詩著迷的？

柳袁照：我與詩結緣，是與我的生命成長連在一起的。在讀中學和大學時，我只鐘情于詩歌。那時，我把自己能找到的古今中外的所有詩集都找到了，能買的也都買了。在中文系的課堂上，我只看詩歌與詩論。當時，只有《解放軍文藝》等刊物上經常刊登詩作，每一期我都有。我曾想用一生去研究一個詩人──杜甫，我喜歡他對蒼生的關注、對“人”的關注；但他太悲憫，有時讓人透不過氣來。現在我最喜歡的是泰戈爾，他的愛彌散在他的詩歌中，彌散在天地間。我還喜歡倉央嘉措，在他的吟唱中全是人性。

記 者：那時您也寫詩嗎？

柳袁照：也寫，寫在一個小本子上，沒有投過稿，也幾乎沒有讀者，后來我把那時寫過的詩裝訂了三冊，被女兒收藏起來了。我與詩有過中斷，28歲到45歲沒看過詩，也沒寫過詩，完全不知道那一階段中國的詩壇發生了什么。

記 者：為什么戛然而止？

柳袁照：那是一個偶然。在農村教書時，有一天看朱光潛的詩論，他說寫詩往往會把一個年輕人的一生都毀了，許多人只寫詩，而忘了做其他事。我看后，嚇出一身冷汗。幾乎是同時，我把自己的一組詩拿給我很崇拜的語文老師秦兆基，他看了看說：“這個還能算是詩嗎？”這句話如一盆冷水當頭澆下。從此，我與詩告別，專心在學校教書、在機關寫公文。

記 者：后來是怎么“再續前緣”的？

柳袁照：十中被媒體稱為“最中國的學校”，是十中這個園子喚醒了我的詩情。2008年，我又開始寫詩了，我把一組散文詩拿給秦老師看，這回，得到了他的喝彩。讓我無比感動的是，秦老師興致沖沖地寫了一篇比我原文還長的評論，結果，我的詩作和他的評論不久就在《散文詩世界》發表了。之后，我寫詩的興致越來越濃，陸續在一些權威詩刊上發表詩作，還出版了幾本詩集。

記 者：我也發現，您大規模發表詩作也就是最近四五年的事。如果說高中以后是您“詩性的成長”，那么近幾年就是您“詩性的爆發”。這中間近20年的“空白期”，看似斷裂，但我相信，您的“詩心”、“詩情”未泯，是這樣嗎？

柳袁照：可以這樣說。那近20年，無論是在機關還是在學校，我都是一個極率真的人，或許，這也可以稱為一種詩性？

因為追求本真，所以我喜歡燦然的狀態，喜歡原生態的美；而且，幾乎所有的自然景觀都會帶給我對“人”、對“教育”的聯想。記得那年在挪威，我看到被稱為“生命之柱”的人體雕像──121個人體浮雕沿著石柱向上盤旋。那種力量、那種赤裸裸的欲望、那種讓人失魂落魄而又熱血沸騰的形象，幾乎讓我窒息。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真的成了太陽下的一個“裸孩子”。山川河流寵我，飛禽走獸寵我，花卉草木寵我，我生活在無限真誠、樸實、友善而又充滿“力”與“美”的世界中。

我到過許多地方，喜歡攝影，也喜歡寫游記。一年前，我曾對著拍攝到的“朝日”、“夕陽”寫下三段文字，第一張圖片是在天上拍的，第二張是在海上拍的，第三張是在曠野上拍的。其實做校長也是這樣，有時在天上，有時在海上，有時在地上。無論哪里，都有風光。

記 者：您作為一個詩人和作為一個校長，“底色”是一樣的嗎？

柳袁照：應該是一樣的，但可能會有一些“光”的變化，在陽光下與在月光下應該有一點區別。我的詩作就色彩而言，多屬于歷史，有一種淡淡的、揮不去的“紫色的憂郁”，但它的靈魂與我的追求一樣，屬于未來。

記 者：您很憂郁，但也很積極，這兩者矛盾嗎？

柳袁照：憂郁是我的內在氣質，我的思想和行動還是很積極的。我常常覺得自己是個“邊緣人”和“矛盾體”：既像老師，又像作家；既在做學校，又像在做園林；既很理想，又很現實；既懷戀傳統，又向往未來……其實想想，這種種“矛盾”也是可以共生共存的，就像蘇州的刺繡“絕活兒”──“雙面繡”一樣。

記 者：我認識不少愛詩的校長朋友，但他們大都將品詩、寫詩作為個人的一種業余愛好，而您卻有意識地將詩性推廣到辦學，轉換為學校的一種精神、一種追求。您為什么希望學校與您一樣詩意盎然？

柳袁照：我對詩的熱愛不僅僅是個人的一種喜好，更是我的教育理念、教育理想的產物。我所提出的詩性教育的三個特征──“本真、唯美、超然”，是我對教育現狀與教育應有的價值進行深度思考的結果。

在我看來，學校應該是最真、最美、最善的地方，校園應該洋溢著詩的氣息，因為學校是孩子們裸露靈魂的地方。但現在，我們看到不少“善意的摧殘”──目的多為善，而手段卻實在是一種摧殘，更談不上詩性與詩意。

更可怕的是，教育的功利主義和浮躁病已相當嚴重，工具理性嚴重膨脹。如何區分教育的熱情與浮躁、高效與功利？企業發展的一些理念和經驗能照搬到教育中嗎？這些都需要我們追問。

教育是人學，但現在往往被窄化為知識的教學。文學也是人學，在我們的傳統中，教育與文學是很相通的，但現在，它們的關系卻被割裂了。文學在今天的學校中只是語文學科中的幾篇課文，而不是日常教育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彌漫在校園中的一種氣息。今天，教師的人文素養嚴重缺失，即使是語文教師、歷史教師也是這樣。

我們可以考察一下蘇州歷史上的幾位教育大家。比如葉圣陶，他先是一個教師，然后是一個作家、文學編輯，在他身上，“教師”與“作家”是融合在一起的，沒有他在文學作品中對“人”的深刻反省與表達，也不會有他對教育的深刻理解。再如范仲淹，也既是教育家（辦過蘇州中學），又是詩人、散文家。

再來看看我們今天的學校，還有幾位語文教師能成為作家？在不少學校，如果一個語文教師寫詩、作文，就會被認為不務正業。如此，怎么能有教育、學校和教師的人文情懷與詩意？我們現在十分強調校長和教師的“專業發展”，這是必要的，但我總覺得還少了些什么。我們會不會只專注于他們“技術”的發展，而疏忽了他們的人文素養？我們不應該把教師局限在課堂里、局限在狹窄的“專業”中發展，而應該把他們放在其人生的宏大背景中去發展。

記 者：是的，當教師被日益“功能化”后，他們作為一個完整的生命體的發展需求就會被遮蔽，而其負面影響，絕不限于他們自身。

柳袁照：還有，在古希臘，“詩人”與“創造者”同義。科學發明要靠想象，寫詩也主要靠想象，在這方面，兩者是相通的。但我們今天在創新型人才培養中，卻只注重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而忽視人文素養，包括詩性的養成。

記 者：我很欣賞您的一個信念──“未來：將面向優秀的傳統”。的確，很多時候，我們都能從優秀的傳統中找到消除時弊、走向未來的通道。您很深入地研究過十中的歷史吧？

柳袁照：是的。十中的百年歷史就是詩性的歷史，我只是自覺地繼承和弘揚而已。楊絳、費孝通、何澤慧、李政道等都是我們的校友，他們的人生就是詩意的人生。十中（他們上學時叫“振華”）影響了他們，而他們也影響了十中，成為十中歷史中最珍貴的收藏。

比如，楊絳是我們的驕傲。她的內心極為清靜。她不見媒體、不見外人，無論是官是商是名人，都一概不見。這是她的性格，也是她的心境。但我們幾乎每年都去看望她，如親人見面。

還比如，大作家葉圣陶曾是我校教師，專門輔導學生寫作；大作家蘇雪林、小說《紅巖》的責任編輯張羽曾是我校的國文老師；大畫家顏文梁曾是我校的美術老師；章太炎、胡適等名流也曾作為兼職教師，多次蒞臨學校講座……許多校友、教師的人文素養都是我們后輩無法企及的。他們中的很多人盡管是科學家，但其文學、藝術才能比我們現在的所謂專業人士還強得多。

記 者：除了這些名教師、名校友，還有很多普通的老師也對您產生過直接的影響吧？

柳袁照：是啊，十中是我的母校，我的詩性的養成，離不開這個園子，離不開這里的老師。就拿前面提到的我的高中語文老師秦兆基來說吧，他這輩子寫了許多與高考無關的“無用之書”，其中有13本入藏美國國會圖書館，但榮譽幾乎與他無緣；他是初中語文和高中語文蘇教版教材的主要編寫者之一，他對語文教學的理解，少有人超越，但“特級教師”的稱號也與他無緣。他是一個“布衣”，沒有什么“光環”，但他的人生高度卻是我們這些薄有虛名的 人無法企及的。他是一個把寫作融入自己生命的人，不在乎別人怎么說。

還有我在十中遇到的第一個語文老師奚文琴，當年她給我們講的什么，我都記不清了。只記得她上課的語調舒緩，生氣時也是儒雅的樣子。我有一種感覺，奚老師的眼睛總是對著我的，多少次同學聚會，我都不無得意地講這個，但無奈的是，同學們都說我是錯覺，因為他們覺得，奚老師的眼睛也總是對著他們的。我們一位年輕老師聽了這個故事后說：什么是教育？奚老師的那個眼神就是教育！

在十中的歷史上，這樣可親可敬的老師難以計數。所以，我們在十中的“聞道廊”上，鑲嵌著名校友的名字，而在初中部的“振華廊”上，鑲嵌著十中百年歷史上每一位普通教師的名字。在我眼里，他們都是大家，而以大家培育后人，后人自然容易成為大家。

記 者：真羨慕您能在十中的懷抱中成長，受到這樣的滋養，而若干年后又回到這個園子做校長，天然地傳承著它的文化血脈。

柳袁照：我也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說，詩性教育就是我們面對時代要求，在回歸優秀傳統的過程中，自覺地進行“創造性轉換”而形成的辦學理念。它是有“根”有“源”的，是十中文化血脈的一種自然流淌。在我看來，在傳統與現代、理想與現實之間，詩性是最好的橋梁。

記 者：您所提出的詩性教育可以在學校的各個層面伸展，在這里我特別想知道的是，作為校長，您是如何在管理中體現詩性的，“本真、唯美、超然”在管理中指的是什么？

柳袁照：詩性管理是文化的管理、氣息的影響，它看重的是“浸潤”和“體驗”。

在管理中，“本真”就是天然本性、不反人性；就是遵循人最真實、最自然的生命本意，發現和開掘每個人生命中最絢爛也是最初的輝煌，還原個性本身的美感。管理的最高境界，即返璞歸真，這是教育最重要的回歸，它使我們回到教育的邏輯起點：如何尊重人的天性？“本真”要求我們在管理中“務本”，關注師生作為“人”的發展，而非“工具”的發展，要剝離掉附加在人的教育之外的種種累贅。

管理中的“唯美”就是將培育美好人性視為最高目的，高揚價值理性，盡最大可能去工具性、去功利性；就是追求理想，“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如教師自由空間的獲得、生命價值實現的愉悅、美好情感的高峰體驗、人情之美、人際和諧、個性綻放等，都是其表現形式。

管理中的“超然”源于“達悟”。它首先表現為一種超脫世俗的態度，即以一種高遠的境界、寬廣的視野，擺脫現實中的種種窠臼，使被管理者自覺地、純粹地、自然地求美求善。在手段上，它跳出具體的管理環節的縝密，看趨勢，看長遠，不拘泥于當下，不斤斤計較，不使被管理者步步驚心；它主張無為而治，看重“場”的效應，著力激發被管理者的內驅力及其自律、向善的一面，讓他們在自主管理中實現成長。

記 者：您在實行這樣一種詩性管理的過程中，把用力點放在哪兒？

柳袁照：我喜歡做“兩頭”的事情，就是“宏觀引領”與“微觀進入”，“中間”日常的具體管理交給其他管理者。我有一個辦學感悟：一個校長不在于他具體管了什么，而在于他是否營造了一種氣息、一個“文化場”；校長在具體事上做得越多，可能越糟糕。我們摒棄了“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的管理理念，除了校長這個“車頭”要做好引領外，每節“車廂”、每個“接點”都要像“動車組”一樣，有自己的“動能”。如十年前，我們就實行了扁平化管理，給其他管理者和教師提供廣闊的自主管理的空間。

記 者：您所謂的“宏觀引領”主要體現在哪里？

柳袁照：主要體現在用思想來“領導”學校。比如：將十中百年前“誠樸仁勇”的辦學理念，發展為體現“本真、唯美、超然”之本質內涵的“質樸大氣”、“真水無香”、“傾聽天籟”的文化精神。“質樸大氣”就是一種實而厚重、素而無華、純而不雜、真而簡明的精神。“真水無香”就是學做真人，不雕琢，不作假，純樸一生，遠離世事紛繁，甘食粗糲，不染粉華，修美于內，探求師道。“傾聽天簌”就是傾聽自然之聲，按萬物發展的規律做事，保持自然真誠之本性。

與此相應，我提出“以學校的每一天成就每一個師生的本色人生”的理念。現在，它不僅成為大家的“座右銘”，而且成為“讓每一天都美好地留在學生心靈深處”的一種積極的行動。

我希望以一種超然的情懷來辦學。我始終告誡自己，也告誡老師們，要記著泰戈爾的一句話──“教育的目的應當是向人類傳送生命的氣息。”

我把“平等”二字看得很重，沒有它，談何“以人為本”？我很看不起一些校長擺著“救世主”的架勢，高于老師一等，在那里發號施令。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們的校園，人人平等相處，共同發展；校長走近教師、教師走近學生已成常態。

我竭力營造“讓學生推著老師走”的氛圍。因為我確信，那是真正意義上的“教”與“學”的自覺，是教育的美妙過程與理想境界。

我主張將“以名人為本”代之以“以每一個普通的師生為本”，這是其一；同時，又要努力把每一個普通的師生培養成明天的“名人”，這是其二。

我常思考，為什么在我們現在的教師隊伍中，走不出葉圣陶、蘇雪林、張羽這樣的老師？在我們的學生中，走不出楊絳、彭子岡這樣的學生？思考后我提出，不要把師生“圈養”、束縛在校園內，要允許他們“進出”自由，成就大事業，這樣的學校才是真正偉大的學校。

我有一個理想：構建“審美課堂”，讓課堂洋溢道德與審美的光彩。比如：庭院深深、曲徑通幽、有限與無限等構園原則，以及“皺、漏、瘦、透”的太湖石審美原則，是不是也可以作為我們構建課堂美學的原則？我主張把課堂看成一片茫茫無際的草原，師生一起騎著駿馬，自由奔馳在草原上，這才是現代教育的理想狀態；而我們現實的課堂則像在高速路上開車，一切都無從欣賞與體驗，剩下的只是對速度的追求。

如此等等，都可視為一種價值的、方向的引導，我想，這是我作為校長最重要的職責。

記 者：我看過您2011年的述職報告，其中談到你們正在努力重塑教育的“靈”與“肉”。“靈”即學校的文化精神、辦學使命，“肉”即學校的日常生活及其所呈現的狀態。我想，這樣的重塑，一定需要校長在“宏觀引領”的同時，進入微觀領域，進入師生常態的、真實的生活之中，發現每一個細微之處的教育境界。

柳袁照：是的。詩性教育的“根”應該牢牢扎在校園的日常生活之中。“微觀進入”意在走入現場、讀懂師生、發現問題、尋找案例、樹立典型、及時鼓勵。老師當中有很多好的想法、做法，都是我在與他們聊天、參加教研活動、聽課或者召開座談會時發現的。而且我自己也堅持上課，上排入課表的那種課。這樣不離開一線，我覺得心里很踏實。

這幾年開教師大會，我一般都不做報告，而是讓老師們上臺講案例、講故事。

我每年都特別重視自己的兩次發言，一次是在教師大會上的述職，一次是在學生畢業典禮上的演講。我會思考很長時間才寫出稿子，其中會不惜筆墨，講我在平時發現的極有價值的、發生在每個人身邊的案例。這樣的引領遠勝于枯燥的說教。

記 者：您2011年述職報告中的六個案例都非常精彩，非常感人。其實哪個學校都不乏這樣的案例，關鍵是校長有沒有這樣的敏感，有沒有一雙善于發現的眼睛。

柳袁照：如果校長沒有發現的意識，那么久而久之，大家也就冷漠了。當然我關注微觀，也與詩性管理倡導通過文化浸潤和情感體驗來實現教育目的有關。在我們學校，立足于“浸潤”與“體驗”的活動很多，如“信任行走”、“五月詩會”、“十月詩會”以及“與太陽同行，60里徒步”活動等。2011年，我們還舉辦了“放飛青春”首屆全國中學生校園詩會。每年，我們都要出版四本師生詩集。

記 者：前面我們談到現在的教師被“功能化”、“工具化”、“技術化”的問題。我想，這樣在“流水線”上“作業”的教師肯定不能適應詩性教育的要求。那么您是怎樣通過詩性的管理來培養詩性的教師呢？

柳袁照：說“培養”也許有點過，因為我真切地感到，我是與老師們共同成長的。過去我是一個“教育的管理者”，現在我是一個“教育者”

記 者：十年前您剛做校長時，也是這樣嗎？

柳袁照：不是，是這所學校改變了我。我像我們老師，我們老師也像我。這就是文化浸潤的力量。

有些校長來參觀時總會問我 ：“您如何讓老師認同您的理念？”我說恰恰相反，我提倡的許多東西都來自于老師、來自于歷史，不是我憑空想出來的，也不是專家憑空“引領”的。

“和諧中有點兒不和諧，才是最大的和諧”、“教育成為一種自然的存在。只要用心聆聽，到處都有天籟之音”、“以學校的每一天成就每一個師生的本色人生”， 這些話雖然是我說的，但無一不是受到老師們的啟發。

記得在一次會上我說：“仿佛天從來沒有變黑＼從我們建造的紀念碑上＼眾神走下來＼撥動陽光。老師就是為孩子們撥動陽光的“眾神”。對他們，我們只有敬仰，他們需要我們去管、卡、壓地‘管理’嗎？”

我也曾是一位比較有個性的老師，我深知，教師詩性的舒展需要足夠的空間與自由。前些天我在講課時還告訴學生：詩在情感的表達上是沒有統一模式的，有的直抒胸臆，有的曲折含蓄；有的粗獷奔放，有的細膩委婉。其實教師也是這樣，各具特色、各有所長，所以我鼓勵他們各美其美，鼓勵爭論，允許有不同的聲音。

我發現，越是給大家空間，大家就越自覺。現在，許多會議和活動都是中層干部自主設計和組織 ，然后邀請我參加。再比如，原先學校提出“推門聽課”，但現在老師們提出要改為“開門聽課”，我覺得這是一個飛躍，是兩種不同的境界，去華飾、存本色。

我相信，每個老師的內心深處都有詩的情結，都有夢想。作為校長，我希望自己能助老師們成就夢想，“成名成家”。我覺得，對教師，不能局限于鼓勵他們寫教學論文、研究教材教法。一位語文老師也可以是一位詩人和作家，一位數學老師也可以是一位數學家，一位政治老師也可以是一位哲學家。我們學校曾出版過一些教師的專業之作，但我想，僅有這個還遠遠不夠。如語文教師應該多搞創作，寫小說、寫散文、寫劇本、寫詩歌。這樣才能擺脫“匠氣”。讓我感到高興的是，現在，在我的帶動下，師生寫詩已成常態，校園中，各層次的詩會不斷，我們學校除了我，還有四位老師被作為詩人推出。

記 者：“我像我們老師，我們老師也像我”，這個畫面好溫馨啊！有時最柔軟的東西其實是最有力量的，也是最好的融合劑。

最后，讓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我很想知道，在詩性教育實施一段時間后，您又有哪些新的感悟與理解？

柳袁照：我是一個喜歡邊實踐邊琢磨的人。詩性教育的內涵與張力是什么？它對教師精神成長的作用是什么，又在什么程度上影響到教師的專業發展？詩性對校長實現專業發展的意義會被人普遍接受嗎？這些都是經常盤旋在我頭腦中的問題，需要反復思量。

雖然我認定詩性是個“好東西”，但我也很清楚，它不能包治百病。我只是試圖從文化的視角，在個性化實施素質教育、以使孩子們盡可能成為“完全之人物”等方面打開一扇門。

有些人以為詩性教育就是“寫詩的教育”，這是一種誤解。教育首先是科學，所以理性是它的根，傳承知識是它的本職，問題在于，我們不能僅囿于此，而疏忽了學生作為一個“全人”的成長。而且，詩性不是一味地浪漫，它是以和諧為宗旨的，即在所有的極端中，尋找到平衡點，這也是我所追求的。

記 者：正所謂“叩其兩端而為之”。

柳袁照：值得欣慰的是，詩性教育的提出，出乎意料地得到大家的肯定。2010年，有一萬人來學校參觀，2011年也有幾千人來參觀，幾乎所有省份都有校長、老師來；我也被邀到全國20多個省份講學。我想，這不是因為我個人有什么特殊的好，而是這個時代呼喚詩性，許許多多教育人都在覺醒，都在呼喚詩性。

記 者：我覺得，這本質上是對“目的”的一種覺醒；“目的”是什么，也就大致規定了它的“方法”是什么。

還有一個問題：作為詩人，您可以盡情揮灑；而作為校長，您會有很多現實的制約和考慮，這會造成一種沖突嗎？

柳袁照：這就要有一種超然的態度。這段時間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到，理性與感性在學校管理實踐中不斷沖撞，沖撞以后是互補，互補以后將是融合。

記 者：也許，教育的全部魅力、管理的全部魅力就在于它的復雜性和矛盾性。我想，做校長的，會比其他人更多地體驗到今天做教育的酸甜苦辣。簡單講一下您做校長的感覺吧。

柳袁照：2002年到十中做校長前夕，我寫了一首《風景》：過去的我＼真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鳥＼一朝醒來＼我突然變成了一棵樹＼一棵再也不走＼再也不盼顧＼再也不漂泊＼再也不浪漫的樹＼從鳥變成樹＼是一種痛苦一種失落一種悔悟＼是天與地的默契＼也許我會天長地久＼站成一塊化石＼也許我會站成一道風景。

八年后，我又寫了一首《一只倦鳥與一棵不走的樹》，其中有這樣兩句：樹的靈魂永遠飛翔姿意于愿望不能實現之時。

從“鳥”到“樹”，再到“樹的靈魂永遠飛翔”，是我當校長的一個心路或軌跡。

記 者：如果您為自己在十中做校長十年再寫一首詩，主題詞會是什么？

柳袁照：還沒想這個，也許會寫“原石”吧！人的品性往往如“原石”的特性，多元而本色，雕琢并還原。

記 者：謝謝您接受我的采訪，謝謝您充滿詩意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