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運城中學— —運城退休政法委書記：10年140萬元資助118名貧困生

　一雙破舊的手工布鞋，一小瓶不知名的普通白酒，蓬亂的頭發。說話干脆利落，很少使用嘆詞，讓人感覺到幾分運城人特有的率直。咂巴幾口小酒，點燃煙灰缸里短到幾乎燙手的煙屁股，采訪才算正式開始。

　　如果不是事先介紹，記者絕不會相信眼前這位“土得有點掉渣”的老人退休前曾是運城地委政法委書記，更不會相信他是一位出版數百萬字著作、身家百萬的作家。而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從2002年退休至今的將近十年中，他把自己140萬元的出書所得，悉數資助118位貧困學生。

　　出身寒門因貧賣掉弟弟

　　采訪從張世賢對童年的回憶開始，張世賢童年中，貧窮是他最深刻的記憶。

　　今年69歲的張世賢，出生在萬榮縣斜口村的一個貧苦農家，在弟兄五人中排行老二。父親是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解放后曾先后在萬榮縣的廟前鄉和寶井鄉任職。

　　張世賢的母親一直體弱多病，為給母親治病，父親最終做出了將四弟“送人”的決定。1951年的6月9日，9歲的張世賢背著四弟到10公里外的一個陳姓人家。這10公里的山路成了張世賢一生中刻骨銘心的一段路：“當時家里人都不愿說是‘賣’，當時母親身體很是不好，為了準備后事，也是不得已的辦法。我和弟弟臨走時都哭了，母親也哭成了淚人，父親則是蹲在墻角一聲不吭。”

　　張世賢送走四弟，換回了五石小麥、一副棺材和一身壽衣。五石小麥最終解了張家的燃眉之急，由于母親的病情趨于穩定，棺材和壽衣自然也就派不上用場了。

　　家境的貧寒讓張世賢懂得要想出人頭地只有好好讀書。從小刻苦的張世賢從晉南教育干校畢業后到基層工作幾年后被調回當時的運城地委組織部，此后相繼擔任聞喜縣委書記、稷山縣委書記、運城市（現鹽湖區）委書記。張世賢因在聞喜率先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為政界所熟知。1991年，張世賢被中組部授予全國優秀干部稱號。

　　為了照顧七旬的母親和殘疾的五弟，1993年10月，時任臨汾地委紀檢委書記的張世賢主動申請回到運城，任當時的地委政法委書記直至退休。

　　官員作家出書籌集百萬善款

　　張世賢的最大愛好就是讀書，小時候因為家里窮無書可讀。參加工作后，他最主要的業余生活就是讀書。“小說、散文，歷史、人文，只要好的書就讀，退休以后每年能看上百部。”

　　和別人讀書不同的是，老張看的書多了，生出了寫書出書的念頭。

　　2001年3月，退休后的張世賢開始了他的著書計劃。寫什么？老張首先想到了自己從政30多年的心得體會。一年后，老張的處女作《農村工作實踐與思考》付梓出版，反響很好。處女作的成功更讓張世賢信心百倍，《書記生涯》《三蓮追星》《足跡》《心跡》《晚霞集》《公仆夢·公仆情》《晚霞集（續篇）》《百歲夢》，作品一部接著一部，老張儼然成了一名職業作家并被山西省作家協會吸收為會員。2011年5月，張世賢的新作《我與貧困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個月后，張世賢主編的《我愛你中國》由華夏文藝出版社正式出版。至此，張世賢正式出版發行的作品已經達到了11部。

　　11部著述給張世賢帶來的是名利雙收。作為一名從領導崗位退下來的官員作家，張世賢的作品受到了各界關注。退休后享受正廳級待遇的張世賢本已衣食無憂，寫書出書的豐厚利潤更是使他成了退休干部圈子里小有名氣的“富豪”。

　　“這幾年出書，保守估計利潤在百萬元，加上我到各個部門推銷作品的收入，應該不少于150萬。”張世賢并不避諱自己的售書收入，他告訴記者，自己希望能賺到更多的錢，“有了錢才有做善事的底氣和資本。”

　　談到自己資助貧困生的初衷，老張坦言自己是窮人出身，知道要想出人頭地，只有好好讀書，但有的人家因為經濟困難娃娃往往上不起學。“我現在有這個經濟能力，就想力所能及地幫助一些娃。”

　　截至目前，受張世賢資助的貧困生達到了118名，資助總額達到了140萬元。他資助的學生涵蓋了山西、河南、遼寧、安徽四個省，其中6人考入清華、北大，60多名考上了包括山東大學、天津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英國斯特林大學在內的國內外名校。其中資助最多的兩家各兄妹三人，每家資助超過20萬元。

　　當初目標是資助一百名貧困生

　　張世賢還能清楚地記得自己資助的第一個貧困生裴奮的細節。

　　2002年3月21日，張世賢到芮城縣養病。第二天一大早，老張像往常一樣外出散步，一處大棚中的景象吸引了他的注意：大棚里的草莓早已枯黃，一位中年人站在大棚前一臉無奈，不時地把大棚里的草莓苗拔起扔向路邊。“你這大棚里栽的是什么呀？”對方的回答讓老張吃了一驚：“倒霉！”明明種的是草莓，對方竟說成是“倒霉”，老張覺得其中必有故事。

　　這個中年人姓裴，原本是芮城縣橡膠廠的工人，2001年工廠破產后下了崗。裴師傅四處籌錢在縣城南邊租種了幾畝土地，建起了蔬菜大棚，種上了從河北一帶引進的草莓品種。但不巧的是，大棚建起就碰上了連綿的秋雨。由于雨水太多，剛剛結果的草莓成片死亡。

　　裴師傅哭喪著臉告訴張世賢，兒子裴奮正在北京化工學院上學，每年8000元的學費，原本指望大棚的收入給孩子湊學費，也因草莓絕收而泡湯。

　　裴師傅的遭遇讓張世賢心生同情，他當即掏出了身上僅有的860元：“我身上沒帶更多的錢，這些錢你先拿著，以后有困難，我還會幫忙的。”隨后他把自己的電話留給了裴師傅，但此后再沒有了裴家的音訊。直到2008年，張世賢終于打聽到了裴奮畢業后在一家外企打工，收入頗豐，父親的大棚經營得也越來越好，老張這才放了心。“裴奮是我資助的第一個貧困生，但因為當時沒留下裴家的聯系方式，后來一直沒能再資助他。”說起和裴奮的緣分，老張話語中有幾分遺憾。

　　張世賢資助貧困生的善舉就此而一發不可收。他給自己定下了資助一百名貧困生的目標。如今，受張世賢資助的貧困生早已超過了他的目標，達到了118名。

　　裴喜燕現在北京大學醫學部讀博士，2005年以682分的成績考入北大，但高額的學費難住了靠種地為生的裴家人。當時正在運城中學收書款的張世賢聽說此事后，當即將收來的3000元書款交給裴喜燕。此后的5年中，張世賢先后資助裴喜燕4萬余元。在張世賢珍藏的300多封與被資助學生的來往信件中，有25封是裴喜燕從北京寄來的，大多是匯報自己學習生活情況的。在信中，喜燕對恩人的感激之情充滿字里行間。

　　現在寧波海軍某部服役的賈娜，是清華大學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女兵。2005年以619分的高分從永濟中學考入清華大學，但每年1萬元學費同樣擋住了這個農家姑娘的求學路。張世賢在永濟市政府一位官員的介紹下，將賈娜列為自己的資助對象，先后資助賈家三姐妹23萬元。

　　多賺錢才能多資助貧困生

　　張世賢退休后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看書寫書。每次新書出版后，他都會騎著自己的破自行車到運城市的各個單位推銷新書。市里各個單位的領導不少是張世賢的老部下，看到老領導來推銷新作，自然不能不給面子。“但推銷得多了，有的單位開始怕我去，甚至私下里還有各種議論和嘲諷，這我也知道，但一想到可能有娃上不起學，我就把老臉豁出去了。有人問我，張書記，你又不缺錢花，退休后該享享清福，何必低三下四求人。但我不在乎別人的看法，清朝有武訓乞討辦私塾，接納上千貧困生讀書，我們共產黨人為什么不行呢？”

　　為了籌集善款，張世賢從2005年開始擔任了6家報刊雜志的發行員，每年隆冬三九天，到各縣（市、區）訂報訂刊。憑借自己的關系網先后征訂報刊雜志七千多份。他將訂報所得的五萬多元也悉數捐出資助貧困學生。

　　張世賢的愛人潘婉珍告訴記者，老張為了提高訂報效率，有一段時間，每天上午他都會到附近的縣城售書訂報，中午再趕到鄉鎮，午飯就在鄉鎮食堂解決。本來胃口不好的老張這么一折騰，胃病更加嚴重。

　　張世賢最初資助貧困生是瞞著家人的，但終究“紙包不住火”。事情“敗露”后，老張和家人耍起了性子：“我拿我的書款資助娃，又不花你們一分錢！”其實，老張老兩口各自的退休金都有四五千元，家人擔心的是他的身體。但家人終究還是沒能拗過倔強的老張，最終，愛人和三個孩子也被他“同化”，加入到了資助貧困生的隊伍中。“資助貧困生不僅僅是幾個錢的事，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的交流、心靈上的溝通、行為上的幫助，這樣才能使他們健康成長。”張世賢的新書《我與貧困生》收錄了他資助的部分貧困學生的故事，以及這些在此過程中相互間的來往信件。“現在我和貧困生的來往書信有300多封。他們喜我喜，他們憂我憂。他們有什么心思和苦悶，只要信中提及，我都會有針對性地給予解答。”

　　每年的春節過后，張世賢都會在運城大酒店召開一次座談會，受資助的學生都會盡可能地參加。“一來是發個紅包，看他們有什么困難。二來是了解一下他們在學校的情況，同時還向他們提出要求，幫助他們制定一個切實可行的目標。”

　　錢如糞土，撒出去才有用

　　“錢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這是采訪中，張世賢重復最多的一句話。“錢就像糞土，撒到地里可以使莊稼成長。把金錢奉為神明，它就會像魔鬼一樣降禍于你。”

　　一開始，為了資助貧困生，張世賢發動親友到處打聽，只要聽說哪個村里有娃上不了學，他就會專程前往，少則幾百，多則數萬。隨著“資助貧困生”的名聲外傳，不少家長和貧困生開始找上門來，請求老張能給予幫助。

　　有人不理解老張，“別人說我辛辛苦苦寫書賺錢，再辛辛苦苦四處打聽哪里有貧困生，捐助他們，圖個啥？我跟他們說，我小時候窮，知道沒錢上學的滋味。如果一個好苗苗因為經濟困難上不了大學，那國家不就會失去一個棟梁，社會就少了一個希望。”

　　“在我資助貧困生的過程中，不少人對我說全國的貧困生多著呢，你哪能資助完？要量力而行，現在不少人都怕你到他們單位推銷書，要不是看在你是一個有威望的老干部，他們才不買你的賬呢。還有一些人給你難堪，資助多少貧困生才是夠呢，何苦呢？但不管他們怎么說，資助貧困生，我是鐵了心的。”

　　慷慨資助別人的老張對于自己很是苛求。1988年8月，時任稷山縣委書記的張世賢被查出患有食道癌，醫生建議立即手術。在北京手術前，張世賢給運城地委的一位領導寫了一封短信：“我下周就要動手術了，手術臺也許就是斷命臺，人在中年卻不能為人們做更多的事，我覺得有些遺憾。我沒有別的要求，希望借這三張薄紙交代一下我的后事：身后火化，死在北京不往回拉；不要換衣服，以減少開支；不要開追悼會，不要送花圈、挽幛。那是白花國家的錢……”幸好手術異常順利。

　　2007年初冬的一天，張世賢把妻子和3個孩子找來開了一個家庭會議。老張鄭重其事地給孩子們交代“后事”：“我準備從我的書款中拿出13萬元留給你媽媽養老用，你們姐弟三人每家留兩萬五，其余的全捐給社會。”

　　“錢是身外之物，給子孫留錢不能多，要靠他們自己奮斗，打一片天地。錢如糞土，只有撒出去才有用。”張世賢告訴記者，只要身體允許，自己會一直堅持下去，繼續出書，繼續資助貧困學生，力爭有生之年再資助一百名貧困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