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縣中學名師趙冬梅講語文：現代文閱讀 通俗史學家蔡東藩（19分鐘 ） — —趙冬梅

語文：現代文閱讀  通俗史學家蔡東藩

趙冬梅

蔡東藩（1877—1945）的一生正處在中國近代歷史發生巨變的時代．他經歷了甲午戰爭的中國失敗到中國人民的八年抗日等等驚天動地的事件。世事紛擾．山河破碎，不能不使這個長期接受傳統文化教育的知識分子，日益加深其憂惠意識，而不自覺地熔鑄了他具有儒家學者三項標準的優秀品格。

他出身貧寒，過著簞食瓢飲的日子，住著以教讀抵租金的居室，如果他能降志辱身混跡官場，也許能博取富貴，但一則他家境貧寒，無力應酬；再則他看到官場各種蠅營狗茍的無恥惡習，實為腐敗官場所罕見。從此，他決意敝屣榮華，告病歸里，重回“君子固窮”的舊日生活。他手無縛雞之力，不過一介書生，但能臨危不懼，鐵骨錚錚，當他所寫《民國演義》問世后，因秉筆直書，有觸犯軍閥劣跡數處，遂遭武夫恐嚇，彈頭威脅．有人亦勸其曲筆．“隱惡揚善”，但他決不為動，寧愿擱筆，決不曲筆。蔡東藩的種種立身行事，稱得起是一位善于繼承優秀文化傳統的真正儒者。

蔡東藩自絕望于官場，即傾其畢生精力于著述。蔡東藩著述很多，但能享盛名而傳之久遠的，則是《歷朝通俗演義》。蔡東藩之所以能以極大的毅力完成這套通俗歷史著述．絕非一時沖動的偶然行為，而是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礎。他身經國運艱危．目擊風雨飄搖，不可避免地會像同時代有些知識分子那樣，受到“救亡圖存”時代潮流的沖擊。當時，“實業救國”、“教育救國”、“富國強兵”等等課題，流傳于社會。蔡東藩也必然會結合自己的條件作自己的選擇。他深明亡史亡國的教訓，而要用自己的文史知識和禿筆凹硯寫出兩千多年中國歷史的興衰治亂，用以警覺民眾，振奮精神，以實現其“演義救國”的素志。就在他思考醞釀過程中，辛亥革命爆發，給他帶來了希望的曙光，但迎來的卻是北洋軍閥集團的統治和袁世凱的帝制自為，蔡東藩在這種政治惡行的刺激下，決定先從《清史通俗演義》開始，其主要目的是以這個被推翻的專制政權為靶的，筆伐“洪憲帝制”。他在《清史演義》自序中說：“至關于帝王專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懸為炯戒。”《清史演義》著手于民國四年秋，正是袁世凱等辦帝制甚囂塵上的時候，而成書的次年秋，又是袁世凱自斃之時。這不是巧合，而是作者有意識的行為。從中也能約略窺知撰者為什么把《清史演義》的寫作提到第一位的奧和所在。而自序中的詞語也正是作者對“洪憲帝制”的歷史鞭撻。民國十年正是“直皖戰爭”給民眾帶來兵燹災禍之際，蔡東藩更運其如椽之筆，進一步地投槍于軍閥統治的黑暗現狀。他歷數民元以來的動亂不寧，更明確表達其正直的史德說：“竊不自揣，謹據民國紀元以來之事實，依次演述，分回編纂，借說部之體裁，寫當代之狀況。語皆有本，不敢虛誣。”史家應有風骨，于此可見，亦無怪乎軍閥武夫為之懼，而出以威脅之劣行!

蔡東藩在歷丈編纂法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著述雖以“演義”為名，但并不是相沿所謂的“演義體”如《東西漢演義》《三國演義》等等。他不滿意《三國演義》之類的演義書，他在《后漢演義》自序中，曾有所評論說：“若羅氏所著之《三國志演義》則膾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評定，而價值益增。然與陳壽《三國志》相勘證，則粉飾者十居五六。壽雖晉臣，于蜀魏事不無曲筆，但謂其穿鑿失真，則必無此弊。羅氏第巧為烘染，悅人耳目，而不知以偽亂真，愈傳愈訛，其誤人亦不少也。”蔡氏就以此觀點指導整套通俗演義的寫作而自成一“新演義”體．“新演義”體的特色是，博覽群籍，廣搜史料，文筆力求通俗，敘事端在真實，間入稗史遺聞，不過修飾文字，敷衍情節，要不得脫離歷史正軌。他還采用夾批、后批和注釋等手段．以發揮自己的史觀、史識。這一“新演義”體裁，很適于普及歷史知識，供社會教化之助。顧便于以國史回歸國人，鼓呼民氣，盡史家之職責，所以，對“新演義”體固不得以小道視之．而當譽之為通俗史學，并堂皇列位于史部之一目。后之以歷史為題材而著筆為歷史小說者．何不取法乎此?等而下之，其戲說歷史，褻瀆歷史者流，亦當自愧于先賢!

蔡東藩以十年寒窗之功，囊括兩千余年史事，成《歷朝通俗演義》1l部600余萬字．其有功史學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