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30年當中，素質教育幾乎是中國的教育領域，尤其是基礎教育領域里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新詞語。 從上世紀80年代這個新名詞一出現，就在教育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反響——贊成與反對者的聲音都很熱烈而響亮。經過一個時期的醞釀與討論，并在實踐層面進行了不少開創性的探索，直至后來被寫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發布的文件和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中，素質教育形成為基礎教育領域里一次聲勢極為浩大的改革。 說到素質教育，人們會很自然地提到柳斌同志——在原國家教委副主任任上的十幾年中，他花費了大量心血和精力，致力于推行和推進這項以提高社會主義公民素質為目的的改革。 日前，記者來到教育部一間明亮的辦公室，就素質教育話題采訪現今已71歲的柳斌同志。身為全國人大常委、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會長，柳斌同志仍然在為教育奔忙，而且他經常深入到中小學校，調研素質教育的實施情況。在這位教育戰線的老兵、老領導心中，素質教育是一種心之所系。 “作為素質教育概念的提出者和實施的見證者，請您談談當時的時代背景和過程。” 聽到這樣的提問，柳斌同志笑了：“一些媒體都問過我這個問題。而第一個這樣直接問我的人是陳至立同志。”1998年，國家教委改為教育部，時任黨組書記、部長的陳至立同志找到柳斌同志問：“聽說素質教育這個提法是你提出來的，你是怎么想到這個問題的？”柳斌同志回憶說，“我當時想了想說‘其實我都不知道這個概念是不是由我最先提出來的’。因為中國的教育改革發展到80年代中期，素質教育的概念是遲早要出現的，那個時代背景已經形成了素質教育呼之欲出的氣候。” 1985年，柳斌同志從江西省副省長調任當時的國家教委副主任。“當時，我們國家正處在撥亂反正的時期。為了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小平同志特別強調‘科技是關鍵，教育是基礎’，他對教育相繼提出了幾個非常明確的指導思想，一是給北京景山學校‘三個面向’的題詞，二是針對教育目標提出培養四有新人，三是在‘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提高全民族素質的響亮口號。1986年，中共中央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文件中，進一步對素質的概念作了闡述，當時提出要提高中華民族的素質。這個責任是整個社會的，但最終還是要落到教育部門。”百廢待興的年代，國民經濟要搞上去，不光需要高等專門人才的支持，也需要有較高文化素質的勞動力資源的支持。“在那種情況下必然會把提高素質的問題跟辦好教育聯系起來。” 彼時，在教育內部，片面追求升學率的“火藥味”極為濃烈。柳斌同志甫一上任，就被一個中學生的自殺事件所震驚，那個14歲女孩的名字和事情經過他至今仍能清楚地記得，足見對當時這位國家最高教育行政部門的新領導刺激之深：女孩考高中沒考上，喝了農藥，死前對著錄音機哭著跟父母講了一段話，說自己學習成績不好，辜負了父母的培養，希望弟弟能夠實現父母的愿望將來考上大學。“我們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此類事件很多，片面追求升學率不改不得了！我是管基礎教育的，這些事件觸發我去思考。”那時，國家教委剛剛組建，黨組對于如何糾正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問題很重視，成立了專門的國家對策小組，柳斌同志任副組長。“我當時考慮過，不應當辦片面追求升學率的教育，那我們應當辦什么樣的教育？這就很容易聯系到教育應該為提高民族素質服務，這是基礎教育方向問題。”——就是這樣的背景下，素質教育自然而然地被“呼”出。這是一個從中國本土產生的而非從外國搬來、在思考基礎教育性質后提出的概念。柳斌同志一再強調：“這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至于由誰提出來并不重要。而把‘素質’和‘教育’這兩個詞聯系起來，變成‘素質教育’這個詞，還說不清是誰的原創，但我可能是比較早使用這個詞的。” 從素質教育概念的提出，到1999年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發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前后經歷了十余年的時間。眾所周知素質教育之路的艱辛。柳斌同志把這個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從1985年算起直到1993年，可看成是素質教育的醞釀、討論階段。有贊成素質教育提法的，也有反對的，而且反對的意見在各個層面都有。“我在這期間講過的一些關于素質教育的觀點不斷受到批駁，有的言辭非常激烈。尤其是一些搞理論的同志有不同意見，這也是正常的。”那是8年的自由討論時間，無論是會議材料還是見于報章的對素質教育的正反意見都很多。“這實際上為完善素質教育理論做了準備，使素質教育的理念能夠更充實和更全面，基礎更深厚。”1993年，由國務院批準出臺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寫上了“基礎教育要由片面追求升學率轉向提高國民素質的軌道。”接下來的5年，應該說是素質教育的試驗和探索階段。1994年召開的第二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除了研究解決“普九”、民辦教師轉正等問題，還明確提出“基礎教育要由應試教育轉向素質教育的軌道”。會議之后，國家教委就開始在幾個地方開始素質教育的試點工作，并于1995年和1997年在湖南汨羅、山東煙臺召開了兩次素質教育研討會。當時，許多地方學習試點經驗，同時也搞自己的試點，進行了諸多素質教育的有益嘗試。而1999年召開的第三次全教會，則標志著素質教育走向了全面推廣階段。從這以后，朱镕基總理和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每年國家的國民經濟發展報告都提到素質教育，政府文件也都提素質教育。到2006年，新修改的《義務教育法》第一次把素質教育納入法律的體系。 素質教育的推進過程，就像這個概念為人們所接受的過程一樣，充滿曲折和坎坷。在這個過程中，柳斌同志曾“五談素質教育”，回答社會的種種疑問、困惑甚至責難。他認為，素質教育不是一個純理論問題，它是在實踐中提出來的，要靠實踐去回答；實施素質教育首先應該是政府行為，因為這涉及社會的變革，政府的倡導對推動改革至關重要；素質教育的阻力這樣大，因為它涉及千家萬戶和很多人的利益，阻力來自教育觀念的、干部政績觀念的、考試制度的、教師教學的、評價體系的、社會用人標準的等方面。 經過認識和再認識的過程，素質教育正逐漸成為中小學的一種教育自覺。柳斌同志說：“素質教育發展到現在，有幾個特點可以說明形成了比較好的態勢：一是素質教育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二是出現了一批積極推行素質教育的好學校，三是涌現出了多種很好的實施素質教育的模式，四是新課程教材改革、高考制度改革為素質教育實施帶來新的希望。” 素質教育20余年的推廣和推行，最重要的成就是使人們的觀念和對教育的認識產生了極大的轉變。盡管實施素質教育的前路任重而道遠，“但我充滿信心。”柳斌同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