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非常贊同并服膺馬一浮先生關于國學是“六藝之學”的定義。這個定義不僅在學理上能夠反映中華文化的特性，更主要是可以付諸國民教育的實踐。就是說，以“六藝之學”為主要內容的國學，應該成為國民教育的基礎資源和基礎教材。因此我主張我國的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學一二年級，應正式設置國學的課程。

2006年，我在《論國學》中曾提出，應在小學正式開設國學課。后收到香港中文大學原校長、國際著名的文化社會學家金耀基先生的函示，他認為不僅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學一二年級，都可以設置國學的課程。他信中與此一設想有關的一段是這樣寫的：

尊文《論國學》中“一點設想”，建議在小學設國學一科，內容以六藝為主。讀來叫我又驚恐，又歡喜。此是文化教育絕大事情。此涉及為“價值教育”（或“倫理教育”）在今日（中西均然）壟斷的“知識學”外尋求一位置，也是在今日學校（特別是大學）的課程中尋求一位置。我最欣賞尊文所說“這樣將來終會有一天，所有中國人的知識結構里面，都有我們華夏民族最高端的文本經典為之奠基，使之成為中華兒女的文化識別符號”一段話。鄙意與尊見略有不同者，以為學校應不限于小學，中學、大學或更重要。國學內容則以《四書》（尤其是《論語》、《孟子》）為主。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此信寫于2008年3月8日，是他收到我寄呈的《論國學》一書之后，寫來的回示。

我完全贊同耀基先生的高見。的確不應限于小學，中學、大學也許更為重要。而且他把此議提升到教育學的學理層面，認為此舉是在壟斷的“知識學”外，為“價值教育”或“倫理教育”尋覓一席之地。我之初意，不過冀圖在未來中國人的知識結構中注入中華文化的原典精神，俾便日后每一個中華兒女的身上都帶有中華文化的識別符號，經耀基先生這樣一講，其理據更加充分，而且還有教育之學理存焉。

那么，何謂中華文化的原典精神？要之其神韻典要具在《六

經》。也就是馬一浮先生所說的“六藝”。馬一浮說：

學者當知六藝之教固是中國至高特殊之文化。惟其可以推行于全人類，放之四海而皆準，所以至高。惟其為現在人類中尚有多數未能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故今日欲弘六藝之道，并不是狹義的保存國粹，單獨的發揮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種文化普及的及于全人類，革新全人類習氣上之流失，而復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盡己之性，盡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業。若于此信不及，則是于六藝之道猶未能有所入，于此至高特殊的文化尚未能真正認識也。”（《泰和宜山會語》，《馬一浮集》第一卷，頁23）

因此，如果現在的小學、中學和大學的一二年級設“國學科”而施“六藝之教”，竊以為可行。問題是如何化難為易，編訂出合適的教材。原則應該是簡而不繁，由淺入深，以選本以白文為主，然后漸及于注。

所深者理也，所繁者文也。入手還是通過《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而尤其以《語》、《孟》為取徑，更為便捷。蓋《四書》既是《六經》的引橋，又是將《六經》化難為易的范本。因孔、孟所論，均不出“六藝”之范圍。二程子就曾說過：“于《語》、《孟》二書知其要約所在，則可以觀《五經》矣。”（《二程集》下冊，頁1204）所以，小學應以誦念《四書》為主，初中鞏固《四書》，同時初涉《六經》簡選本，使誦念和講解適當結合。高中《四書》、《六經》之外，應兼及莊老諸子。都是簡讀、選讀，并不復雜，也無須花太多的時間。大學一二年級可稍稍接觸經解，順便尋覽學術史的流變，包括宋明儒的著作，老莊佛學的代表著作，及前四史等。科目都叫“國學”，也都是選讀選學，簡讀簡學，輕松地讀輕松地學。并非要花很多時間，更不是要“皓首窮經”，且以不影響其它學科和現代知識的吸取為條件。高中和大學一二年級，宜適當增加文言文的寫作練習。

茍能如此循序漸進，持之以恒，潛移默化，長期熏習，則中國文化的源頭經典、固有的文化傳統、民族的精神義理、古賢往圣的德傳血脈，就和當代人不期然地連接起來了。顯然這是教育部門應該及早做起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