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當代搞的調查、統計之類，我向來不怎么以為然。比如前段時間廣西師大出版社公布的“死活讀不下去前十名作品”，盡管引起不少評論家嚴肅議論，我則以為不過一個網絡游戲而已。以我的眼力看去，這事情誠然跟廣西師大出版社有關，其實只是該出版社在北京的叫做貝貝特的一家公司，在網絡上搞的喚作“理想國”的所謂“全新文化品牌”，由這“理想國”策劃的一個極其有限范圍、毫不嚴格的“調查“。不過，這類同游戲的“死活讀不下去前十名作品”能夠廣為媒體、輿論注意，則是有很正經的背景，這背景就是近十年來漸漸熱鬧起來的讀經、讀經典倡議潮流。
 
說倡議潮流而不說潮流，是我以為終究談不上真的有什么讀經、讀經典的潮流，主要不過就是許多人在呼號，要人去讀經、讀經典，這呼號成了潮流。倡議讀經、讀經典的潮流，終究與讀經、讀經典的潮流是兩碼事。

首先是出現了讀經的呼號，但并不順利。“讀經”在中國原本是有特指的，專指十三經或四書五經而言，舊時屬于儒生的功課。倘若不是儒生，比如信仰老莊的，比如清末后熱起來的崇揚墨家學說者，對于讀經便會有異見。異見之一，便是要爭論“經”的地位，要說《道德經》不是經嗎？《莊子》不是經嗎？《墨子》不是經嗎？等等。如此，試圖專注儒學的“讀經”就站得腳底不穩起來，不得不要敞開出胸懷。這樣還是不能結束異見，《史記》不是經嗎？《漢書》不是經嗎？唐詩、宋詞不是經嗎？明、清小說不是經嗎？

清末戊戌變法之后，梁啟超的名聲迅速超越了老師康有為，報紙閱讀超越了書籍閱讀，繼而革命黨的小冊子流行，“康圣人”的文章更加沒有人去讀了。辛亥革命之后，便有了袁世凱政府提倡讀經，結果遭到起哄。新文化運動起來后，讀經更是遭到譏嘲，激進如魯迅者甚至號召不讀古書。魯迅之類，真不讀古書？非也，魯迅本人便是最多啃古書、抄古書的人之一，所謂不讀古書，乃至不讀中國書，不過爭“經”之地位而已。古今中外皆為“經”，“我們”寫的書也是“經”，人們都應該要讀的；實際上，讀來讀去，還是主要讀“我們”的。

今天的事情，不過也是如此。“異見”到最后，所謂讀經，演變而為讀經典，讀“我們”的“經典”。跟“五四”時的差別，那時的“我們”是新文化運動新作家主導，今天的“我們”則是出版社、書商乃至網絡公司在主導。因此，由讀經而讀經典，倡議來倡議去，反對來贊成去，只是多印了一些書，也多賣了一些書，真正多了什么人去認真讀，則未必見得。多印了書，多賣了書，難道不是多了讀者嗎？未必。買書跟讀書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買書滿足的是有書的心理，起的是外表裝潢作用，讀書則是將書的內容化到腦子里，倘若不侃侃而談，別人從外表是看不出來的。所以，就有一類人，柜子里擺滿了書，讀是不曾讀過其中一本的，甚至連翻一下也懶，印刷廠切刀裁切時紙張被擠壓的粘勁兒依然還在。尤其如此，排列在柜子的書，務必要是厚重，務必要是潮流所以為的經典，方才體現出辦公室、居室的分量。

用書裝潢外表的，基本是撫下肚子就知道發福了的成年人，書包沉重的孩子、還在求文憑找工作的青年則少會有這樣雅興。世間奇妙之處，越是肚子發福者越有用書裝潢外表雅興，越有這雅興的人越喜歡擺著自己讀了很多樣子提倡讀經、讀經典。跟誰提倡呢？自然就是青少年、兒童。廣西師大出版社理想國“死活讀不下去前十名作品”一發表，肚子發福者的輿論嘩然，大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憂慮。其實，如果“前十名作品”確實是客觀實際，這恰就是年青人的坦白，肚子發福者的虛偽；恰就是年青人的聰明，肚子發福者的不智。

不妨來具體看“前十名作品”名單：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稱為經典，不過是五十歲以上特別是六十歲以上人的一廂情愿，不過是一個正淘汰了的中國人的正淘汰了的中國的蘇聯文學概念。真要說了解蘇聯文學，就小說的經典而言，基本的應是讀高爾基、綏拉菲莫維奇、法捷耶夫、肖洛霍夫、愛倫堡、蒲寧、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等作家作品，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不過就是偏執的紅色勵志作品而已，今天中國年輕人“死活讀不下去”，恰恰證明了中國的進步。

《瓦爾登湖》是美國梭羅的隨筆性散文，這幾十年中國幾乎可說平均一年一個譯本，體現了一種十分墮落的翻譯現象。散文而翻譯，倘若譯者漢語言文學寫作不是好手，不過欺騙讀者而已。如此墮落的譯本出版，要讀者接受，未免太看低讀者。所以，讀者拒絕參與這出版商業游戲，“死活讀不下去”，乃是明智。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這譯名而言，也存在著譯者漢語言文學寫作功力問題，一“的”一“之”用法，不知所云，米蘭·昆德拉原作要真這樣遣詞造句水平，那就太徒有虛名了。韓少功、韓剛到底是作家，翻譯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就出了中文的彩頭，好了許多，不過去掉“中”字，“生命不能承受之輕”才更凝練。簡而言之，倘若不是做專門研究，凡外國文學作品，譯者漢語言文學寫作平平者，即使所譯原著是如何地經典，對于中國讀者也不過就是屬于可翻翻可不翻翻之列。

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以及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誠然都是二十世紀世界文學的偉大作品，但是，正因為是巨著，便很花閱讀功夫，如果不是從事專門文學研究和創作，不讀他們未必就意味著文學修養屬于低級。對于一般中國讀者的文學審美來說，這些“現代派”小說并不是不存在障礙，中國一般讀者重故事、情節、動作、精句，既然閱讀是以我為主的欣賞，不愿意接受腦筋折磨并非罪孽。事實上，即使在產生這些作品的西方，當二十世紀文學進入“現代派”為主流時代時，也是在人們的生活中越來越支流化，越來越屬于小眾的審美，更何況在審美差別很大的中國？即使中國專業做文學的，恐怕多數也未必讀全過這些作品。我大學讀書時候，中文系常有幾個文學狂熱分子來尋我爭論文學，他們所讀不過主要是節選和介紹，跟他們討論問題是很受罪的事情。高談歌德而沒有讀過《浮士德》，高談英國詩歌而沒有讀過拜倫，高談黑色幽默而沒有讀過約瑟夫·海勒，高談魔幻現實主義而沒有讀過馬爾克斯《百年孤獨》，高談普魯斯特其實只讀過七大部《追憶似水年華》的第一部《在斯萬家》，等等之類，不過是中國文學圈子的事實。
 
《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西游記》被列為“死活讀不下去”，最是輿論驚詫，其實不過文學誤解而已。《紅樓夢》當然是偉大的作品，但不等于普及讀物，就普及程度而言，清朝閨閣中閱讀《西廂記》而掉的眼淚之多遠非《紅樓夢》可比。民國有紅學，紅學發展到當代成為一種極其腐朽的學術游戲，所營造的《紅樓夢》話語成了令人神經的夢囈。《三國演義》、《水滸》向來不為女性讀者所喜愛，即使男性讀者，舊時也有“老不讀三國、少不讀水滸”教訓，并非一定要識字分子人人去讀；在民國時候，倒是認識幾個字的土匪頭非讀這兩本書不可，因為拜把子、打仗要模仿里面的內容，取里面的經驗。《西游記》的特點不在語言藝術，而在于其想象藝術、故事藝術，沒有讀過《西游記》并不妨礙欣賞演繹的各種唐僧師徒故事，這就好像熟悉八仙過海故事的中國人未必要知道有一部《東游記》的書一樣。不讀《紅樓夢》而讀《金瓶梅》，不讀《西游記》而讀《聊齋志異》，未讀“四大名著”而讀《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官場現形記》等，有什么不可以？

可見，列一些所謂經典名單，以為應讀、必讀，不過是肚子發福者的自以為是，是設定一種偏見標準強求兒童、青年。2012年有報道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一項調查，中國人扣除教科書后每人平均一年讀書一本都不到。在這樣的背景下喧囂什么讀經、讀經典，就如要沒有飯吃的乞丐去吃肉。不需要什么人來指導讀什么書，中國人需要的只是讀書，不管什么書，能多讀一本書，就是多讀了一倍多的書，就已經是極大幸事了。讀書以興趣第一，以喜歡第一，來幾個肚子發福者一本正經教導必須、應該、一定讀什么書，不過掃興而已——掃興尚屬不善，用所謂讀經、讀經典令人反胃，把人嚇住，永不愿意碰書，才真是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