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教育討論，美國是一個繞不過的坎。在過于簡單化的對比思維下，美國教育已然從一個不錯的認識參照，演變成為一個理想教育的神話，近些年似乎又在上演著神話的破滅。毫無疑問，美國是一個需要我們虛心學習的國家，同時，美國也是一個嚴重分化的國家。美國最好的學校絕對比中國最好的學校強——一所中學能出數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但美國最差的學校很可能比中國最差的學校還要差。如果我們暫時拋棄這種“孰優孰劣”的思維框架，有更大的耐心去了解更多的事實，或許便能獲得更有意義的發現——不僅是對美國教育的發現，對中國教育的發現，更是對教育本身的發現。
    近兩三年，出版界出現了一些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入了解美國教育的書，其中包括方帆的《我在美國教中學》，李希貴的《36天，我的美國教育之旅》，以及剛出版的《在與眾不同的教室里——8位美國當代名師的精神檔案》（本報“海外版”專欄“走近美國當代名師”的合集）。這三本書分別從不同的視角，為我們展現了更加真實的美國教育。我們相信，在我們逼近美國教育的真實的同時，我們也在更加逼近教育的真實。
教師就是專家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重點，是有關專家點評的問題。
    我們希望在參與點評的專家組成上，能夠更加多樣化一些。話題自然扯到了請哪些專家參與點評的問題。
    我強調說，除了請專家參與點評之外，必須再請一部分美國中小學優秀教師參與進來，因為，對于課堂教學來說，從他們那里可能更能夠得到一些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
    馬格先生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向我質問道：“難道中小學教師不是專家嗎？對于分析、評價課堂教學來說，教師就是專家。我們說請專家，更多地就是要請他們。”
    原來是一個概念上的誤會。在他說的專家里，自然就有中小學的老師們。
    然而，這僅僅是一個概念上的問題嗎？在我們看來，專家往往并不在第一線的課堂里，在課堂里的教師也往往不是我們所說的專家。因為，在我們這個世俗的社會里，老師被視為基層工作者，而且，老師們通常也有些自卑地這樣認為。在一般人看來，他們所從事的不過是“小兒科”，當然也就不會有什么了不起的見解。
    難怪千百年來，我們始終不能在校園里培養出自己的教育家，因為，我們壓根兒就沒這么想過，教師也壓根兒不會有這樣的追求，不敢有這樣的理想。
    真可怕！如果教育著我們下一代的教師都是一些不敢有什么追求，僅僅希望“燃燒自己”的人，那我們怎么培育我們的孩子有遠大的抱負？
    可是，在哥大，把教師當作專家的意識早已滲透到教育學院的每一個細胞中。到哥大教育學院的第一天，我就已經注意到，在學院主樓的走廊里，在杜威雕像的旁邊，掛著六幅很大的照片，全是人物肖像。根據經驗，我以為一定是學院的歷任院長。不想，仔細一看照片旁邊的介紹，卻發現全是學院的校工們！照片旁邊的文字說明，向人們介紹了那些熱情、細心、團結而又充滿活力的清掃工和守門人。令人驚訝的是，其中一幅圖片上正是我所住的教師公寓的門衛，一個墨西哥籍的小伙子。在他們看來，每一個崗位都可以創造奇跡，也理應受到尊重。
　　　　在哥大教育學院的學校宣傳資料上，也處處洋溢著對“小人物”的尊重。資料上既有對他們的著名校友如“9·11調查委員會主席”的介紹，也有對“小人物”的描述。其中有一篇題為“當機會敲門時”的文章，就是向人們介紹80歲的校友魯思·德萊瑟女士珍視機會，退休后繼續幫助家鄉撰寫劇院廣告的故事，用她平淡的一生，向人們彰顯其對幸福的理解。
　　  這比起我們通常的做法來，的確有些獨特！
    因為要了解圖書館的情況，也因為學院把我學習和工作的地點安排在圖書館的五層，訪學的第二天，圖書館的一位華人女士接待了我。她告訴我，現在學院只有兩位大陸來的教授，是很不容易的。在教育學院，圖書館的工作同樣重要，也要有相當的學術水平才能被聘任。
    她十分自豪地告訴我，哥倫比亞大學總共有26個頗具規模的圖書館，總藏書達570萬冊，居全美第六。各個圖書館均有其特色：新聞系圖書館，收集有20年來全部的《紐約時報》；教育學院的圖書館則收集了美國70年來的中小學教科書和世界主要國家的中小學教科書。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教材這里均有收藏。如果沒有對這方面知識的深入研究，做好圖書館工作是不可能的。
    我想起了一則報道，每一年度，英國都要組織學校廚師競賽，勝出者被隆重任命為學校首席廚師。他們的活動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使眾多學校廚師的杰出工作得到社會的認可。這項活動的贊助商——雀巢食品公司董事長戴維·費爾德這樣評價進入決賽的選手：“從比賽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在學校里有許許多多辛勤工作、忠于職守并且非常有才能的廚師，他們所做的一切讓全國各地學校的餐飲工作上了一個新臺階，我們應該為他們所做的工作鼓掌喝彩。”
    說得太好了，他們做得也太好了！
    是呀！“教師就是專家”，校工、廚師也可以成為專家，圖書管理員更可能成為專家。當一個社會允許并鼓勵每個階層、每個行當的人都成為專家的時候，人們的潛能肯定會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個性培養和個性成長也就有了適宜的土壤。而尤為重要的是，也只有在這樣的土壤里，我們才能塑造出個性張揚、從容追求的孩子，真正使他們成為他們應該成為的“自己”。
    同時，只有當一個社會鼓勵并支持無論在哪個階層、在何種崗位工作的人都有機會成就一番事業的時候，才能有利于形成一種穩定的社會結構，有利于達成真正和諧的社會狀態。
    總之，任何時候，社會和教育都不應當讓人失去希望和夢想！
　　　　（摘自《36天，我的美國教育之旅》，李希貴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我的老師不教書”
——漫談美國的教師評價
　　美國的教師沒有職稱，只有年資。工作時間越長，工資越高。問題是，教師的工資不是隨著工齡無限上漲的，到了一定的年數，工資就到頂了。這時，老教師的想法就會是：反正我的工資不會再往上漲，但是，假如我少做一點，不就等于我的工資增加了嗎？所以，很多老教師是工齡越長，教書付出的時間和努力就越少。到了最后，就出現“每兩年教一節課書”的怪現象了。而在學校里，教書最積極的，就是工作兩年以內的新教師，因為他們訂的是兩年的合同，在這兩年里面，一拿“差”就不續合同，那就得走了。可是，兩年一過，就自動轉成永久，鐵飯碗就基本到手，教師沒有犯罪，一般是怎么都炒不走的了。
　　不過，這一切好景，隨著美國教育界逐漸向亞洲學習而逐漸消失了。
　　首先動起來的，是加州教育部。他們推出了一個《教師職業標準》。校長可以按照這個標準，來評價教師了，算是有法可依。
　　然后，各校區也跟教師工會合作，制訂出評價教師的改進方式，特別是包括了對“差”評語的教師如何幫助的方式，確保教師都教書。
　　終于，有一天，史密斯博士跑來找我：“校長要來聽我課了，怎么辦？”
　　“我不會寫教案！那他媽的什么五步法，什么意思嘛！想當年，我們哪里學過那樣的東西？”
　　我于是教了他怎么寫教案，然后還幫他上網找了些好教案的樣本，讓他可以參考，寫自己的教案。
　　過了一段時間，史密斯告訴我，校區現在要對他PARS了。所謂PARS，就是校區跟工會訂好的一套幫助不及格教師的辦法。校區培訓一批很會教書的教師，讓他們一對一地幫助不及格的教師。每天，指導教師會到不及格教師的教室，觀察他上課，然后告訴他，怎么上才合乎要求。另外，校區會要求不及格的教師跟指導教師一起去培訓（免費的），學教學法，一起備課，然后指導教師上示范課，不及格教師學著上……反正就是手把手幫助了。不過，史密斯可就慘了。平時，下午三點多他一放學，人就沒影了，開著他的跑車，一溜煙就回了家。斟上一杯紅酒，半躺在窗前的按摩椅上，一邊享受按摩，一邊品嘗紅酒，一邊欣賞金門橋落日的美景，過的是人間仙境一樣的生活。可是現在不行了，放學以后他必須跟指導教師一起備課，隔三差五地還得去培訓，回到家天已經黑了，吃完晚飯還得改學生作業（以前他從來不改作業，連個鉤都不打）——因為改作業也是培訓的內容之一……
　　不過，更“殘酷”的打擊還在后面。他接到了一封教育局人事部的信件，通知他，因為他沒有教英語能力不足的學生的資格，他必須參加一個全國的統考，及格以后才能繼續留在這所學校教書，否則就要安排他去教普通學生了。這個全國統考要自己交三百多美元去考，而且要考一天的。
　　“我可是博士！還怕考試嗎？”史密斯先吹了一通，然后才問我，“考什么內容？”
　　我大概給他說了一下。他當時就頭大了：“怎么？這么多理論？我怎么都沒有聽說過？”在學術判斷上，史密斯畢竟是個博士，他馬上就發現自己假如不去大學上課，光靠抱佛腳的話，他是無論如何也無法通過這個考試的。問題是，他知道，現在他的職位是最輕松的：教移民學生，大家都很乖，沒有什么人會調皮搗蛋。他不教書也沒有人會怎么抱怨，因為學生家長都不會說英語。假如把他安排到別的沒有移民的、全是美國出生的孩子的班去，他就完蛋了，他根本沒有能力控制課堂秩序。假如他不教書，學生家長的投拆就會天天都吵到校長那里去。而且，說不定還會有家長坐在教室，監視他上課，到時候，就真是惡夢了。
　　“媽的……”史密斯粗言濫語先咒罵了一遍，然后才問，“誰規定要考試的？”
　　“咱們的總統啊。他老人家推出了一個《不讓一個兒童落后法》，要求各州落實教師的質量，淘汰不及格的教師。你還算幸運啦。我們學校有的老師教了一輩子生物課，就因為大學的學位不是生物學，是生物化學，就接了人事部通知，讓他去考試。人家已經是五十多歲老太太了，還記得大學生物學的內容嗎？”
　　“見鬼了，生化不算生物？誰家的道理？他懂不懂？啊，難怪老羅倫斯和跟我說，他要上大學了，我還祝賀他，說他有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現在想起來了，他在大學的時候讀的是歷史，現在他教世界文學，說起來，他畢竟沒有英語的學位啊。慘，慘……唉……看來，咱們的政府真的不讓咱活了，惹不起，咱躲得起……”史密斯搖著頭，消失在走廊盡頭。
　　春季學期，才上了兩個星期的課，史密斯突然向校區提出了退休申請。在加州，教師做夠了年份，就可以退休，無需誰批準，退休金和福利由州政府公務員系統負責。不過，一般教師都會在學年結束以后才退休，這樣就不會讓校長為了填自己空出的職位，要四處找教師而陷入被動。但是，史密斯是打定搗鬼的了，拍拍屁股就走，著實讓校長頭疼了一番。不過，幸好林肯是所有老師都希望來的好學校，很快就找了人填補了史密斯的空缺。
　　有一天，他的PARE指導老師碰見我：“史密斯退休了，我真松口氣。你知道嗎？他不但不教書，連學生作業都不改，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當了這么久的老師的。”
　　　　（摘自《我在美國教中學》，方帆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當教師成為英雄
    在沒有悠久尊師傳統的美國，最杰出的教師被稱為“英雄”。
    我最早了解到的美國名師，便是本書開篇介紹的萊福·艾斯奎斯。在很多方面，這位名師非常“中國”。但是，知道他給學生留的作業非常少，學生的大多數時間都在看自己喜愛的書籍或練習器樂、排練莎翁戲劇，知道他從來不對學生高聲說話，不讓他們丟面子，知道他有一身“找錢”的好本事，熱衷于帶學生遠足，便能確信他不在中國。更令人稱奇的是，他創立了一個類似市場經濟的游戲來管理班級，這是我了解到的最有趣、最有意義的學生獎懲制度。
    比起艾斯奎斯，克拉克的成名晚了很多，但人氣卻一點也不少。他的55條班規或許是最全面、最有操作性的學生行為規范。其實，與其說是“行為規范”，不如說是“禮儀修養”，克拉克堅信并證明它是學生學習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他對中國教師最好的忠告或許是：提高成績不必為“應試而教”，有很多辦法可以讓學習變得有趣，同時實現教學的最高水準，并提高考試分數。
    而比格勒和凱德是對所教學科的專業性有較高要求的中學教師的杰出代表。
    在理科名校執教歷史的比格勒堅信，理工人才在科學與技術方面的專長不能因人文精神的缺失而劍走偏鋒。“我們努力讓他們明白，人文學科給予他們的是判斷力。”比格勒把公立學校視為文明的戰場，“教給學生理性啟蒙與文化財富，是任課教師參與的一場關鍵戰斗”。他擔心“如果我們未能成功地教育好我們的年輕人，不出一代我們便回到了蠻荒時代”。比格勒通過讓學生模擬歷史上的重大事件，給學生講故事，鼓勵他們大量閱讀，走訪歷史遺跡，利用互聯網進行研究，撰寫“歷史信件”，教活了歷史。
    凱德是美國“十大科學教師”之一，她的“蟋蟀課堂”一定會給我們很多啟示——讓學生學會觀察，是做研究的第一步。她希望教給學生發現問題、實驗、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并堅信，“培養學生在尋求問題答案時嫻熟地運用邏輯探究方法，對國家來講是一件大事”。她希望學生“無論將來從事什么職業，在面對一個新的問題時，都能頭腦敏銳，創造性地把問題解決掉”。她還希望學生能夠把在課堂上獲得的自尊和自信遷移到他們的生活中，以積極、主動的心態處理生活中的各種事情，以負責任的態度去影響和幫助他人——這充分體現了一位優秀科學教師的人文情懷。
    如今，以《不讓一個孩子掉隊》為旗幟的教育改革正在由聯邦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動，羅杰斯和卡姆拉斯便是在這個背景下涌現出來的“教師領袖”。
    羅杰斯從一個“跟風”的教師成長為“用數據說話”的教師，這意味著把教學方法的研究建立在客觀數據的基礎上，以測評為指導，對學生進行針對性的教學。羅杰斯在當選“全國年度教師”后主動去了當地最差的一所學校，負責提高學校的教學成績。她認為教師的職責是為每一個兒童找到學習的最好方法和資料，同時幫助他們完成社會性發展與情感發展，為了學習的發生，教師必須以關愛、積極的態度接納學生的全部，并認識到每個孩子的學習進度都不相同。
    卡姆拉斯是從支教志愿者成長起來的、以消除教育不公為己任的杰出青年教師。雖然是“半路出家”，但卡姆拉斯悟性極高，他的課堂管理訣竅令人不得不服。他的數學課讓我們看到了各種教學資源的有效利用，包括最新的教育技術。他把跟每一個學生的學習風格對上路視為教學的最大挑戰。教學之余，卡姆拉斯還組織學生學習攝影，用攝影作品來表達自己，與社區溝通。如今，卡姆拉斯正努力在教育政策上發揮自己的作用，撰文傳播他的“教師新政”。
    德雷珀原本是一位教高中畢業班的英語教師，一次偶然的機會讓她走上了作家的道路，成為美國最成功的作家教師。她最初的寫作動力是部分學生不喜歡讀指定的課文，因而她努力為年輕人寫他們自己的故事，雖然主題很沉重，但她希望他們在談論這些艱難生活現實的過程中變得堅強起來，希望他們因為她的文字而能生活得更好。德雷珀是全美國最早一批獲得全國認證的專業教師，她將教師與學生的良性關系視為點燃真正教育的火花。她呼吁給予教師專業從業者的地位，其對潛在教師、師范生和新教師的建議，讓我們感受到她那份特有的“專業”。
    對于具有教育理想主義情懷的人來說，黛博拉·梅耶爾的出現一定會令人興奮不已。
    梅耶爾的成功不是建立在考試分數上，而是建立在學生進入大學后和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的大量事實證據之上。在她創辦的學校，學生像博士生那樣上課、答辯。她認為當今教育的問題出在兒童與成人的疏離，促進學生學習的最佳方式是改進教與學的關系。梅耶爾堅信，縮小學校規模，在教師、家長和學生中營造相互信任的氛圍，給予教師更大的自主權，再加上對學生的嚴格要求，就一定能取得成效。
    如今，美國的主流教改并沒有選擇梅耶爾的道路，但梅耶爾并不孤立，她代表著一種教育哲學和力量，一種在美國必然存在的哲學和力量。缺少了她，我們極易對美國教育產生誤解。
    或許可以說，一個民族的所有文明，都集中體現在了教師的身上。中美兩國最杰出教師之間的差異，隱藏著兩國教育與文化最深層次的不同。如果我們足夠虛心，我們應該將之視為差距；如果我們有足夠的危機感，我們應該看到這是一個可怕的差距；如果我們還有足夠的勇氣，我們應該將之視為一個挑戰。
    當我們期盼中國的比爾·蓋茨時，我們能期盼中國的艾斯奎斯、比格勒、卡姆拉斯和梅耶爾嗎？
    在我們不再情愿把教師比作蠟燭和春蠶之后，我們能將我們的教師稱為英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