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縛學校發展的重要因素并非來自外界，恰恰是教育行政部門本身！解放校長，為學校提供自由呼吸的發展空間，勢在必行。

在教育成為改善民生和加強社會建設之首的今天，政府的投入、教育政策的傾斜為學校帶來諸多顯性變化：新校舍建成，現代化教學設備增加，教師隊伍結構更趨合理等等。

  學校少了“無米”之憂，是否就意味著能做出可口之“炊”？事實不容樂觀，很多學校的發展與辦學條件的改善并不匹配：素質教育的推進仍在“淺水區”、課堂改革的成效沒有真正讓學生受益；更有甚者，學校無理念也無愿景，更談不上辦學特色與內涵發展。

  是校長們不作為還是他們另有苦衷？2003年，北京教育學院曾對制約校長改革的原因作了調查，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雜事多，難以靜心；缺少辦學經費；教育局開會檢查多。時隔九年，去年3月，中國教育報對校長辦學的“痛點”進行調研報道，結果顯示：校長沒有辦學自主權；學校內部管理體制問題；上級檢查過多、學校疲于應付，沒有時間做自己想干的事情等3個問題居“痛點”之首。不同的節點校長之痛有相似的重合，且根源大多涉及教育行政部門。可見，束縛學校發展的，重要因素并非來自外界，恰恰是教育行政部門本身！解放校長，為學校提供自由呼吸的發展空間，勢在必行。

  要解放校長，只關注誰來解放是不夠的，關鍵問題在于怎么解放，如何把解放轉化成推動學校辦學的正能量。

  解放校長，要能放得下。教育行政部門與學校之間的管理關系存在錯位，主要表現在：政校不分，管辦評一體，職責不清，政府對學校的干預過多。教育行政部門權限越來越大，把本不屬于自己管理職權范圍內的事攬在手中。與此對應的是，校長辦學的自主權受到嚴重削弱，學校辦學動力不足、活力不強，校長能夠支配的空間越來越小，辦學思想不能在學校落地。解放校長，就是要把原本屬于校長的權利歸還給他們，包括學校的人事權、績效工資、課程的設置等，減少對校長的束縛，讓校長最大可能地按自己的主張辦學。這種解放，不僅需要教育行政部門有干事創業的魄力，更需要有“舍得”放權的胸襟。對既得權力放手，變管理職能為服務角色，這個過程必然引發教育行政部門的“陣痛”，但惟有如此，才能直擊沉疴。當然，解放校長不意味著教育行政部門當“甩手掌柜”，對學校無限放手，而是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在權責上實行政校分開、管辦分離，保證邊界清晰，各負其責。這樣，才能調動起校長辦學的自覺性、主動性與創造性。

  解放校長，要能“托得住”。對校長而言，辦適合學生個性成長、家長滿意、社會認可的學校，不僅需要有理想與熱情，更需要有先進的理念、獨立的思想、完善的制度與一以貫之的執行力，這就對校長個人的素質與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戰。而現實中，很多校長因長期習慣于濃重行政色彩指揮下的工作方式，已經弱化了自我的思考與判斷。因此，教育行政部門解放校長不能是“拍腦袋”行為，要把握好時機與度。在放之前，必須先對區域教育做深入的調查與整體把握，設計好符合自身實際的宏觀思路與框架。在此基礎上，發揮服務職能，做平臺的搭建者，通過引進優秀校長、組織校長外出跟班學習、舉辦校長論壇，為校長搭建專業化發展平臺，讓校長的腦袋先富足起來，保證在辦學過程中有充足的“電量”。要不斷完善校長任期制，規定每屆年限，任期屆滿，校長主動辭去職務重新參加競聘遴選。同時，建立校長退出機制，形成中小學校長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的新的管理機制，推進教育家辦學。

  解放校長，要能走得遠。教育是個專業活，需要慢功夫，更要可持續發展。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門要加快服務型部門建設，積極主動服務學校，幫助學校解決問題，為教育改革發展提供政策保障。建立以群眾需求為導向的服務型部門長效機制，建立重大教育政策出臺前論證、聽證制度，實行學校、教師每年評議教育部門制度，確保教育決策的科學性，減少對學校的行政干預。另一方面，教育局行政部門在放權后，要更多地加強對教育規律、教育本質的研究，強化政策引導、資源調控、底線監管、師生權益保障職能，建立與學校自主辦學相適應的管理機制。同時，要在“政校分開、管辦分離”的架構下，改進對學校的管理方式，采取制定標準程序、依法監管、督導規范、信息服務等方式，加快由直接管理向依法監管、宏觀調控轉變，切實保障學校充分行使辦學自主權和承擔相應責任，形成教育行政部門依法管理、學校自主辦學、社會參與監督評價，各負其責、各盡其能的教育管理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