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改革，主要任務毫無例外都是要興利除弊。“新課堂”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對“舊課堂”的反思與批判，是我們在課堂教學領域的一次改革。既然是改革，那我們就要廢除“舊課堂”的種種弊端，重建“新課堂”文化和范式。而課堂教學是一項極端個性化的工作，只靠學校行政推動力的改革永遠是蒼白無力收，也必然是效甚微甚至無功而返的，唯有在一線教師個體自省之后，自覺更新教學觀念，主動轉變教學行為，才能從根本上實現改革的愿望。因此，決定課堂教學改革成敗的決定性因素不是校長，不是專家，而是教師本身，革“舊課堂”之命，不如說是教師自革其命。

   　所以說，課堂教學改革必先從教師自身革命開始，而教師自身革命必先從“自廢武功”開始。

   　“自廢武功”談何容易。十年寒窗苦讀，飽讀圣賢之書，練就一身本領，突然間要我將之廢除放棄，于情于理，都是難以接受的，也是萬分痛苦的。

   　其實，讓我們的教師“新課堂”建模行動中“自廢武功”，廢掉的陳舊的固化的已經駕輕就熟按部就班的那套規則和程序，而那些“內功”——淵博的學識、豐富的閱歷、四兩撥千斤的智慧以及孜孜不倦的追求與歷久彌新的教育情懷，則是永遠不可能“廢”去也不能“廢”去的。

   　當然，在“廢”去舊有的規則和程序的同時，為了讓嶄新的課堂文化占領逐步清空的“內存”，新的規則和程序再次促使教師將原本陌生的、使用起來有些蹩腳的、常常感到手足無措的新觀念、新范式盡可能快地變成自覺行為。

   　建構“新課堂”模型，始于顛覆“舊課堂”大廈。

   　那么，我們的教師之“自廢武功”，首先要“廢”去支撐“舊課堂”的一整套理論體系和已經形成并且已經通過大半個世紀的持續強化的習慣行為——前蘇聯教育家凱洛夫的教學理論以及他的“五環節”教學模式。

   　凱洛夫教學理念的核心是“三中心”，即教師中心、教材中心和課堂中心，他認為：“教學的內容、方法、組織之實施，除了經過教師，別無他法。”通過教學要使“學生領受既知的、為人類所獲得的真理（知識）”，學生的任務主要自覺地牢固掌握和利用已為前人所發現和整理的知識，“并不負有發現新的真理的任務”。“教科書是學生知識的主要來源，教學內容是具體體現在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教科書之中。”“教科書只能采用確定不移的、顛撲不滅的真理，而不是科學上尚無定論或正在爭論的意見。”“學校教育工作主要是在課堂上對組成各班的學生進行的。”“課堂教學應是教學工作的基本組織形式”……

   　很顯然，凱洛夫片面強調了教師的“教”而無視學生的“學”，將“教科書”與“教材”劃上了等號，無視豐富多彩的信息資源，并且將學生獲取知識的主要源泉禁錮在課堂之中，忽略了學生在課堂之余的閱讀、探究以及生活實踐也是學生獲得知識與能力的重要途徑。

   　“新課堂”首先主張的是學生的“學”，學生無學，教師便無從教起。當今社會信息資源包羅萬象，信息渠道四通八達，單純依賴于教師、教科書和課堂的學習，無疑是落后的，低效的，是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的。

   　正是在凱洛夫這種教學理論的支撐下，形成了我們一直奉為“圣經”的“五環節教學模式”——組織教學、復習舊課、講授新課、鞏固新課、布置作業。由于歷史上兼具政治執行色彩的持續強化，曾經在我國教育史上長期占有統治地位。廣大教師不僅耳熟能詳，而且，已經潛移默化為課堂教學的習慣。

   　從50年代末開始，蘇聯逐步拋棄了這種過時的思想與模式，而這一教學理論與模式自解放初期進入我國以后，代代相傳，經久不衰，日益強化。今年教師節，德育處倡導“為老師減負”的學生講課活動中，令我們驚訝的是，這些從未接受后教育理論熏陶和訓練的孩子們也同樣是很自然地在按部就班地使用著凱洛夫同志的“五環節教學法”。

   　課堂教學改革從教師自廢武功開始，教師自廢武功自廢去凱洛夫模式開始。

   　在具體行動上，第一要廢去“滔滔不絕”的武功。教師講得精彩，不如學生學得精彩，教師滔滔不絕、滴水不漏、面面俱到、天衣無縫的講解之功必須廢去，以“講深講透”為宗旨的教學追求必須廢去。其次要廢去在課堂上羅列知識點，對學生反復進行機械規訓的操練之功。因為這是以為“考”而學、為“學”而學的功夫。

   　只有教師重新建構全新的教學理念，徹底改變傳統的教學方式，鼓勵學生積極在真實的教學情景中自主學習與合作探究，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也只有當“知識不再局限于教材”，“教學主體不再局限于教師”才能實現“課堂不再局限于教室”，從而極大程度的保證師生雙方在教學中得到最大的快樂與滿足。